2011年6月5日 星期日

透支生态与伦理崩解 中国经济难持续

中国经济发展已难以持续,而迹象可从乐观数据下的阴影、透支生态环境及伦理秩序崩解方向看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表示,一旦中共失去“经济发展”这一最后手段,危机必将从社会领域延及政治领域,渐次转化为政治危机。
透支生态 资源供给注定不可持续
何 清涟表示,从根本来说,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4个基本要素包括生态环境、道德伦理约束,作为生存底线的就业与政治整合力量,其中生态环境是一个社会的生存基 座,基座的坚实与否,也决定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生存状态,因此一个国家的生态安全就是这个国家政治安全的最终保障,然而中国持续30余年的经济发展,恰好是 以过度透支生态环境为前提。
她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是种粗放式增长,所消秏的能源比例远远高于中国GDP在全球GDP总量中的份额,2009 年中国GDP占世界的8.6%,却消秏了世界46.9%的煤炭和10.4%的石油,而同年美国GDP占世界的24.3%,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分别占 15.2%和21.7%。
据资料显示,中国1/5耕地受到严重的重金属污染;城市河段70%受到严重污染,中国人的饮水安全早已成为严重问 题;全球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8个;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最严重的是,人口与资源关系一直高度紧张的 中国,如今还面临如何消化巨大的生态难民问题。
河清涟提到,早在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就透露,由于广大西部和生态脆弱地区难 于承载现有人口,全国22个省市需要迁出1.86亿人,而能够接纳人口的东、东北部各省最多只能接纳3千万人,届时全国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难民,有 鉴于近3年生态难民的快速增长,人数恐已超2亿。
她强调,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分配不公平,甚至大政府小社会的恶劣人权状态,中国人都可以寄望政治体制改革加以改变,但被掠夺得千疮百孔的生态环境却无法还原,中国经济发展已失去环境依托,成为一个灾难频发的国家这一现实已难以逆转。
可持续发展的伦理秩序崩解
道德伦理是支撑任何社会持续发展的四大重要支柱之一,但中国现实已一再表明,这一支柱已倾塌,而这影响除使中国因偷窃知识产权,使得外企不敢将自己投入巨资开发的技术进入中国,进而无法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外,食品安全更是让中国人确实感到自己生活于危机之中。
由 于中共监管不力,在犯罪成本低与获利不成比例下,有毒食品不仅未能禁止,反而越演越烈,何清涟强调,不少中国人都知道,那些从事种植业与养殖业的农民,都 有为自家专门种养之物,绝对不吃那些他们作为商品销往市场的产品,只是这类行为已不限于关起门来祸害同胞,而是“环球同此凉热”,这是经济伦理正在崩解的 中国,以贸易大国在登上全球经济舞台后,世界正在为之付出的代价。
她也提到,若这种趋势得不到遏制,对中国人来说,最无可回避的危害是生态环境进一步的恶化,受污染的食物绝不只来自那1/10受到严重污染的农田,而是生态安全构筑的食物供应链将充满安全隐患。
何 清涟指出,中国正处在一种难以突破的瓶颈,过去30年的环境透支,环境与劳动力生命福利的低效已难以为继。支持中国从劳力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创新能力不 足,持续多年的高通膨使得低收入家庭生活困难,民怨沸腾,再加上过度紧缩银根,导致中小企业融资极为困难,现已进入2007年以来的第二轮倒闭潮,在这些 情况下,人民就业问题将更加突出。
至于政治上,今年北非、中东独裁国家相继倒台,中共过去认为只要保持经济发展就能维持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 想法,被这些国家的现实击得粉碎,因为除了埃及略低于中国外,叙利亚2009年人均GDP为1万6,100多美元,远高于中国人均GDP4,000左右, 这些国家的面包契约都比中共覆行得更好。
她指出,在面对中国各种纠结在一起的社会矛盾及一场网上发动的茉莉花革命,都将中共折腾得如临大敌,在此情况下,在世界炫富比强,已不是北京的第一需要,第一需要成了维护共产党统治,这也就是中国公共安全支出逐年攀升,并超过军费开支的原因。
何清涟强调,对中国来说,政府的高度腐败、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社会反抗事件频发、犯罪率居高不下等,早就成为外化的社会危机,一旦失去“经济发展”这一最后手段,危机必将从社会领域延及政治领域,渐次转化为政治危机。

2011年6月3日 星期五

中国旱灾影响有多大?

来源:环球时报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5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干涸龟裂的土地、无精打采的农民成了中国在世界媒体上的新形象。中国最大的特征就是“大”,3500万的 受灾人口超过整个加拿大人口的总和,关于中国旱灾的数字吸引了世界舆论的注意力,事实上,法国半个国家正因干旱而限制用水,英国举行了干旱峰会,美国得州 也正迎来“1895年以来最严重的旱灾”。不过,韩国《中央日报》把干旱称为随时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引擎熄火的“毒素”;美联社认为,旱灾暴露了中国经 济依赖资源增长的脆弱性。世界舆论中,中国的旱情正越来越多地被当成世界的旱情,有人担心中国不能把这场大旱灾消化在国境之内,比如德国电视一台担忧世界 粮食价格因此上涨、法国《费加罗报》猜测中国的碳排放可能上升,日本一名媒体人则希望中国旱灾变成日本农产品出口的机会。
  旱情“仍看不到尽头”
“中国:旱情影响3500万人,仍看不到尽头”。新加坡《海峡时报》30日如此报道中国的大旱。英国《金融时报》强调这是“中国50年来最严重 的旱灾”。文章说,中国将加大三峡大坝的泄水量,以应对旱情。干旱已给中国历来水资源最丰沛地区的饮水、作物浇灌、航运和发电等方面带来压力。旱灾在中国 并不少见,但过去10年里,农业灌溉用水增加和水污染加重对水资源供给造成冲击,水资源紧缺情况持续恶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人均占水量仅为世界平 均水平的1/4,是大型经济体中最低的。文章引述专家的话说,“长江本身面临干旱,不啻敲响了一记警钟……长江流域供养着大约4亿人口,它是中国最重要的 流域。”
美联社称,“尽管夏季的雨水可以最终缓解干旱,但中国的增长显然遭到资源匮乏的制约,甚至连强大的长江在一些水域都因水位过低而无法通过船 只”。法新社26日报道说,人们最担心的是持续旱灾导致政府控制通胀的努力失败,物价上涨和食物短缺也许会引发社会动荡。与此同时,水电发电量减少也会影 响工业用电,从而拖累中国经济发展。韩国《中央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表示,中国655个主要城市中有400个缺水,很难相信这是发生在“地大物博”的中 国。登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宝座的中国辉煌灿烂,但身边同时生长了“随时可能导致增长引擎熄火的毒素”。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27日说,中国中央政府已 向湖南和湖北派发了水泵和发电机来缓解旱情,但这种昂贵的方式又给中国的能源供应体系增加了压力,如今正值中国可能迎来数年中最严重的夏季能源短缺之时。
新加坡《联合早报》29日一篇评论文章认为,中国的旱情可能存在“泡沫”。文章说,与“报喜不报忧”的官场潜规则不同,对于不需要官员负责的自 然灾害,一些地方政府宁愿“报多不报少”,甚至有意夸大灾情,以争取更多的财政拨款,同时也为彰显地方官员的抗灾政绩埋下伏笔。一些媒体为了轰动效应也愿 意炒作灾情。例如今年旱灾,21日长江中下游明明普降中到大雨,旱情得到明显缓解,但一些媒体近几天报道旱情时,仍用20日以前的大旱图片,以表现旱情严 重。
《中央日报》的文章特别提到,中国危机的余波将波及高度依存中国经济的韩国。不少国家的媒体对中国能否将旱灾影响消化在国境之内表示关切。德国 电视一台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产粮国,通常能做到粮食自给,但这次旱灾可能拉抬世界粮价。法国《费加罗报》27日的文章担心,中国旱灾持续会导致官方不得 不放松对煤炭发电的限制,并调整减排政策,而水电发电量下降还将迫使中国进口更多石油,拉抬国际油价。30日,日本一家杂志社的编辑次长接受《环球时报》 记者采访时则说,因为福岛核事故中国禁止进口日本农产品,中国的旱灾也许会成为日本农业的机会。如果中国开始进口粮食,希望能多进口日本的农产品。
“三峡大坝应为长江干旱负责吗?”路透社27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悉尼先驱晨报》称,三峡大坝在这场旱情中的角色被激烈争论。下游的人指责三 峡大坝为了发电蓄水太多,环保人士称大坝给湖泊和湿地的消失带来消极影响,而此前城市化的发展和农业的需求早已给湖泊和湿地带来很大压力。大坝管理方则说 通过及时放水,大坝有助于缓解水短缺。《爱尔兰时报》28日说,中国人对三峡大坝怀有骄傲之情:它历时17年,造价估计达170亿英镑。“数十个历史遗址 和一些城市为这项工程让路,140万人迁徙”,尽管官方已改变对这项工程能力的看法,但这仍被视为中国工程学和能力的一个“巨大广告”。大坝2008年开 始发电,赶在北京奥运会之前,被欢呼为清洁能源之源,也被视为驯服洪水泛滥的长江的一种手段。
  干旱改写世界历史?
《澳大利亚人报》30日报道称,北欧地区正遭遇1976年以来的最严重干旱。目前,法国一半领土上开始限制用水,德国一些地区只迎来正常降雨量 的5%。西方政治家面临来自农民的抗议、消费者的不满和紧张的预算,文章引述法国生态部门一名官员的话说,“我们处于危机和危机管理之中”。
英国刚举行了干旱峰会;美国得州今年迎来“1895年以来最严重的旱灾”;伊朗当局则忙于抢救该国排名世界第三的咸水湖乌鲁米耶湖免于干涸。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说,“干旱已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之一”,全球70%的农作物缺水,全球正面临沙漠化,这对地球是毁灭性的。
“中国可能是大国中最容易遭受旱灾的,中国处在季风区域,降雨不稳定,季风来得早晚、强弱都会影响降水。”
中科院寒旱所学者陈广庭30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陈广庭说,旱灾是从灾难角度对干旱的一种解读,对什么是干旱,《联合国荒漠 化公约》的说法广为各界接受:“干旱”是指降水量大大低于正常记录水平时发生的自然现象,引起严重水文失衡,对土地生产系统造成有害影响。他解释说,干旱 通常发生在中纬度国家,气流和地形是影响干旱的两个重要因素。
阿拉伯媒体“伊拉夫”网站报道中国旱灾时说,干旱是困扰各国的世界性问题,它像恶魔一样吞噬着大地。气象学上,干旱被称为“渐进性灾难”,用以 描述它不同于地震、海啸等剧烈性灾难的特征。事实上,对旱灾的恐惧同样古老。一些宗教人士称,《圣经》就记载说,上帝再三警告:“如果你们不听上帝的声 音……所有这些灾祸都将降临到你们头上……上帝将地上的雨水化为尘土和灰烬……直至你们被毁。”
著有《世界史19000年:宗教的故事》一书的印度学者普利特维拉吉曾提出,是旱灾改写了世界历史。他称,公元前2200年前后的几百年里发生 了一场大干旱,对印度、西亚和北非文明造成严重影响。为什么民间很多人从佛教转向无神论?因为他们求助万能的神抗旱,但数十年、几百年无果。这导致了无神 论崇拜的诞生。对于德拉维人迁往南印度,他称,不是因为什么异族入侵,而是因为干旱。
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如此描述旱灾的影响力或许并不过分。上世纪30年代,空前的旱灾使美国进入了“灰碗时期”。强烈的沙尘暴让许多美国人此前对 命运的自信化为乌有,成千上万的农民默默地打起行囊,带着他们的狗,离开了他们的家园,就像最后种在这里的小麦,永远都没有长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生 态移民潮由此开始。
  中国不会发生饥饿
对一些国家来说,旱灾很像一种宿命。印度新闻网站Zeenews曾这样写道,干旱是印度农业的一大隐忧,干旱几乎每两三年发生一次,啃掉国家的 发展。BBC则称,“干旱世界各地皆有,但影响各不相同。在英国,干旱预警最多只是预示着暂时禁止使用花园水管。而在其他国家,干旱则意味着有数千、甚至 数百万人可能会丧生”。
印度媒体说,18世纪70年代,干旱促使印度的孟加拉地区出现大饥荒,导致1000万印度人死亡。2000年,印度遭遇百年不遇的严重旱灾,英 国《独立报》报道这次灾害的后果时说,旱灾威胁5000万人,数千头奶牛饿死,牛的主人依靠被污染的水生存,古吉拉特邦超过2/3的大坝和水库空空如也。
英国伦敦大学学者赫顿30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与农业化时代相比,工业化时代旱灾已经越来越不可能出现大批人被饿死的极端现象。以 色列水资源局前局长沙里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技术革新和运用对防治旱灾的作用越来越大。以色列虽靠着地中海,但大片土地都是荒漠和丘陵,以色列靠着先进 的滴灌技术在沙漠上发展起了现代农业。他还说,以色列持续6年的干旱今年夏天有望结束,这与以色列今年春季降水量增加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以色列在地中 海沿岸建了更多的海水淡化厂。
赫顿认为,国家大小、富裕程度和政府行动能力,这是一个国家抵御旱灾的三个重要指标,他在这三个指标上给中国打的分数分别是8分、6分和8分 (满分为10分)。德国环境与政策研究中心专家瓦尔西30日对《环球时报》记者也提到与此相似的三个指标,他打的分数分别是9分、6.5分和8.5分。
俄罗斯newsland.ru网站29日说,中国遭遇严重干旱,对整个亚太包括俄罗斯远东地区可能产生严重后果。有人称,如果中国出现灾民,造 成局势动荡,对中国邻国特别是俄罗斯将产生严重影响,因为俄罗斯无力接收大量难民进入远东和西伯利亚。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专家奥斯特洛夫斯基认为,中国有 大量粮食储备,中国不会发生饥饿,俄没必要为此担心。

2011年6月2日 星期四

黄万里去世五周年:帮我看着三峡工程

 刘小东,《三峡大移民》


199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1994年12月三峡工程正式开 工;1997年11月三峡工程实现大江截流。这是黄万里教授去世之前发生的。2003年6月三峡水库开始蓄水,之后三峡船闸试运行,三峡第一台发电机组投 入运行;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全部完工。这是黄万里教授去世之后发生的。

现在要向黄万里先生报告的是∶“秋天到了,天气渐渐地凉起来了。穿着新衣的皇帝感觉到有点凉了。”

第一∶三峡大坝蓄水之后,清水下泄,造成大坝下游长江干堤发生严重崩岸。

2004 年冬,荆江长江干堤发生多处崩岸。2006年春传来岳阳长江干堤发生严重崩岸的消息,湖南省水利厅负责人紧急赴京向水利部和国家防总汇报险情。一千多年 来,长江干堤保护着中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1998年长江洪水后中央政府动用几千亿国债加固长江干堤,1991年联合国又资助长江干堤维修。三峡大坝 蓄水后发生的长江干堤崩岸问题和黄河三门峡工程建成后的情况十分相似。1962年黄河三门峡水库下泄清水导致黄河大堤溃塌,中共中央为此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加以讨论,决定改变工程运行方式,并开始改造。黄万里教授用“清水顶冲长告急”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长江干堤长告急,社会就不得安定,穿着新衣的皇帝也无 法睡个安稳觉。

第二∶三峡水库蓄水后,三峡大坝阻碍长江航运的畅通。三峡工程根本不能使万吨轮船直达重庆,最多只能使万吨船队在一年中的 五、六个月的时间内直达重庆。万吨船队只不过是将四艘或者六艘驳船捆绑在一起而已。三峡水库蓄水后,三峡两线五级船闸的通过能力马上得到饱和,运行的实践 证明,三峡两线五级船闸的单向通过能力不可能达到每年五千万吨,最多只能保证单向通过能力每年三千万吨左右。目前长江货运需要用机械翻坝来协助完成。原计 划在1997年完工的升船机至今未见踪影,客轮过船闸的平均时间为七小时,乘客难以接受,造成长江客运和三峡旅游事业的萎缩。

第三∶三峡 工程开工以来,三峡库区一直是中国社会最不稳定的地区。三峡工程移民对安置工作不满,每年信访的次数高达八万多件次,连年持续不减。三峡工程的所谓开发性 移民措施,不但没有使百万移民致富,而是使绝大多数移民陷入赤贫状态。负责三峡工程移民信访的官员将移民生活用“三低”和“三无”来描述∶收入低于搬迁前 的水平;低于安置地当地农民的水平;家庭生活水平处于当地贫困线之下以及无田种,无工做,无出路。三峡工程移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一颗炸弹,随时可能爆炸。

第 四∶到2006年年初,上报批准的三峡工程移民113万人已经安置完毕,批准的400亿元人民币移民安置费已经全部用完,但是还有数十万居民要搬迁安置。 由于前期移民安置存在问题多,造成未来移民安置工作的进展更加困难。特别是,三峡水库蓄水后的实践证明,三峡水库的水面不是一个平面,而是有坡度的斜面。 根据已经发表的数据,水力坡度为万分之零点五。按照目前水库泥沙砾石淤积发展的情况来看,未来的水力坡度将超过泥沙组预测的万分之零点七(每一百公里七米 高的水位差)。如此发展下去,许多新建的移民城镇要被淹没,就是重庆部分市区也要被淹没,包括朝天门码头,包括许多新建筑。

第五∶所谓的 排浑蓄清措施无法解决水库的淤积问题。虽然中央政府为了防止砾卵石淤积问题的出现,在嘉陵江和金沙江上建造了和正在建造多座大坝,阻挡砾卵石和泥沙进入三 峡水库,但这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多只是把问题在时间轴上作个推移,把更严重的问题留给子孙。三峡水库蓄水之后,有约百分之八十的泥沙淤积在水库 中,而且主要是淤积在水库的尾部。由于水土流失进入水库的红土微粒,粘性强,和粗沙、砾卵石、掺杂在一起,组成坚硬沉积层,和黄河中的细沙的特性有很大差 别,排浑蓄清措施对这样的沉积层根本没有办法。重庆港口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重庆市已经做出计划,将重庆港上迁到寸滩和下移到万洲。

第六 ∶三峡蓄水之后,水流变缓,河流的自净能力大减,三峡水库水质明显变坏,特别是过去水质好的支流河段,水质恶化问题更加严重。三峡工程论证时,三峡河段的 水质是全中国最好的,大部分河段属于二类水。虽然现在三峡河段的水质为三类水,但是由于这期间水质指标的更改,现在的三类水只是当年的四类水。由于三峡水 库水质问题,三峡库区的各市、区、县都不准备把三峡水库作为生活饮用水源,而要另辟水源。可见三峡水库水质问题之严重。

第七∶三峡工程的电并没有照亮半个中国,目前三峡工程的发电量不足全国发电量的百分之三。三峡工程也没有为老百姓、特别是被涉及的居民提供“廉价”的电力。老百姓承担经济改革的成本,经济改革所创造的经济利益却流入利益集团的口袋,三峡工程则是最好的实例。

第 八∶ 三峡工程能达到工程效益的条件之一是未来的气象变化是可知的。三峡水库运行三年的实践证明,现在的科学水平和预测技术都无法保证气象预报(包括长期、中期 和短缺)的准确。2004年秋三峡水库调度出现错误,为了保证发电机能够正常运行,在洪水期间抬高蓄水位,加重上游、特别是开县、万州的洪水灾害。同 样,2006年夏天三峡水库调度再次出现错误,虽然重庆库区已经出现旱灾的迹象,三峡水库仍大规模“泄洪”,造成水库水位不足,加重重庆旱灾的程度。

第 九∶三峡水库蓄水之后,三峡地区仪器可测到的地震次数明显增加。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生破坏性的地震,但是地震专家认为有可能发生六级或六点五级地震。 但是三峡库区的建筑,特别是三峡工程开工之后的新建的民居建筑物都没有抗震设计,一旦发生六级或六点五级地震,一场地质大灾难不可避免。三峡工程可行性论 证报告说,三峡库区的滑坡地带一共一百五十余处,三峡水库蓄水至海拔135米后,三峡库区的滑坡地带上升到一千五百余处,是论证报告的十倍。受水库波浪的 淘蚀,白帝城所在的山体有可能会坍塌下来的危险,现在白帝城海拔130-180米处加砌水泥围墙,以防万一。但是这水泥腰箍破坏了白帝城的自然和人文景 观。

第十∶三峡水库正造成血吸虫病的蔓延,从高发病的湖南、湖北向原没有血吸虫病的重庆、四川发展。三峡库区已经发现血吸虫病患者。

第十一∶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远超出论证报告所估计的范围和强度。根据台湾的研究报告表明,三峡水库蓄水后,对台湾的东海渔业资源产生不利影响。而国内根本不让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第十二∶按照目前的设计,三峡工程根本无法让北京喝到长江的水。要想让北京喝到三峡水库的水,还需要加高三峡大坝,或者新建泵站和隧道、新挖运河,其造价相当于再造一个三峡工程。

四、待到冬天来

三峡水库蓄水三年的实践表明,黄万里教授当初所指出的问题,现在正一个个地浮现出来。虽然感到凉意的皇帝在不断地给骗子加钱,希望这件新衣能有保暖功能,起码不要给朕受凉感冒了。但是,随着三峡水库蓄水位的继续升高和时间的持续,三峡工程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透明。

比 如三峡大坝阻碍长江航运的问题,从今年秋天起的两年内,两线五级船闸将分别进行改建,届时长江航运将处在半中断的状态,改造之后的船闸通航能力不会改善加 大。又比如水库淤积,淹没扩大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无法改善。保持原定的蓄水位不变,必须放弃重庆部分市区,迫使那里的居民迁移。又比如地质灾害问题, 最可怕的灾害将发生在暴雨、洪水、地震、滑坡同时出现之时。所以,今日穿着新衣的皇帝只是感觉有点凉意,对三峡工程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不让人们察觉。但是 冬天会到来,那时的皇帝就会被冻得哇哇叫了。

要想掩盖问题将不再可能。至于最后的出路,黄万里教授已经指明∶三峡大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

在冬天尚未来到之前,大家会帮您看着三峡工程。安息吧,黄万里教授!

科学不信神----再谈黄万里
水博

随 着三峡大坝的封顶,网络上一些关于三峡的争论也逐渐白热化。最近,在有关三峡的辩论中,有人又把章立凡先生2004年9月写的一篇名为《从三门峡眺望三 峡》的文章又拿出来攻击三峡。博客网上的一位专栏作者把章立凡这篇文章中的一些造谣的内容,重新转发出来(题为:三峡工程功在当代,罪在千秋),竟然得到 了网友热烈的响应,不仅几万人点击,跟贴支持的也有数百人之多。在这种谣言盛行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对公众的误导,我们了解情况的同志非常有必要站出来说话 了。

以往出于对著名的民主人士章乃器先生的敬重,我曾经对其子章立凡的很多作品也颇有好感,因此,2004年初次见到章立凡的这篇文章, 我并没有对文章中暴露出的一些严重的问题,进行针锋相对的揭露和批评。当时,我只写了一篇《是非功过三门峡》的文章,强调三门峡的失误不是水利科学工作者 的水平问题,而是政治狂热的牺牲品。并且在文章中特别的介绍了当时反对三门峡的决不是黄万里教授一个人。再加上当时三峡蓄水刚刚一年多,有关泥沙问题的具 体实测情况还没有公布,所以,我也没有对有关三峡问题上黄万里以及章立凡先生的观点进行任何评价。

然而,最近几年以来,很多极端环保人士 都在利用已经过世的黄万里教授的一些只言片语,大肆制造黄万里反对修水坝的谣言。为了让这些谣言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他们几乎把黄万里教授吹捧成了一个超凡 脱俗“神仙”。作为水利工作者,我从不否认前辈黄万里教授的水平和品格,但是,据我的了解,在我国与黄万里的经历、水平和人品都不相上下的水利水电科学家 还有很多。像黄毓贤、陆钦侃、程学敏、李鹗鼎等等一大批早年留学回国的我国知名的水利水电专家,几乎都和黄万里一样的出色和执著。但是,黄万里教授从小到 大异常优厚的家庭环境和社会地位,似乎也使得他比同时代其他同志更为自信、甚至自负。所以,他能在很多问题上,表现出出乎寻常的坚韧的自负态度,这种独特 的品格在当时中国的大环境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如果从专业技术水平上分析,黄万里的专业意见也并非就是最高明的。

例如关于三门峡 的争论,黄万里和很多专家一样都预见到了三门峡的泥沙淤积后果,但是,从专业技术角度分析,其根本就不能建任何水坝的意见,就不如建设三门峡低坝和更改坝 址的意见更为科学。实事求是地说,从三门峡建成后到小浪底出现之前它对黄河下游防洪作用的重大贡献来看,即使错建以后再进行改造的三门峡,恐怕也还是要比 根本就不建还要有利的多。实际上,三门峡的失误在于坝址的选择和水库运行方式,决不是不应该修建水坝。不仅是在当年,就是在今天,黄河上不建水坝的意见也 是完全错误的。

世界上没有神仙,在科学问题上任何人都可能会犯错误。黄万里教授也不是神仙,当然也不会例外。看到黄万里自己写给党中央的 信中说到,当年只有他一个人反对三门峡,我曾经就想当然的认为,黄万里在三门峡问题的表现上一定会与别人有所不同。同时,因为我知道温善章同志一直坚持自 己的反对意见,所以,就在一篇解释性的文章中猜测性的写道;只有温善章和黄万里在三门峡上马的意见书上坚持签署了反对意见。该文章发表后,一位当年参加过 三门峡讨论会的老同志对我说,当年的三门峡讨论会只是研讨问题,根本就不用每个人签字表态。因此,不可能存在只有黄万里和温善章坚持签署反对意见的情况。

他 强调在当时有关三门峡问题的讨论会上,黄万里的不同意建坝意见,和很多人的反对意见的发言几乎一样,并没有引起大家的任何注意。有文章说只有他一个人坚持 反对三门峡上马的说法,也不符合事实。因为他当时也曾经提出了,如果三门峡一定要上马,应该保留排沙底孔的建议。这就使得他对三门峡的不同意见和态度,与 其他那些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而又表示无可奈何的同志,看不出有任何不同之处。不仅当时担任水电建设总局局长的李锐,说不知道当时还有个黄万里也反对三 门峡,而且还有很多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对黄万里的反对意见的发言,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今天的很多文学作品中,黄万里都被 说成是当年唯一的一位坚持反对三门峡上马的英雄。这种宣传恐怕和黄万里自己写给中央的信中的错误表述(说当年只有他自己反对三门峡)有一定关系。因此,可 以说黄万里教授的自我感觉是存在有较大误差的。如果,三门峡的问题因为时代久远,大家还有怀疑,那么黄万里教授给党中央的信中,同时还强调也只有他一个人 是真正反对三峡,大家恐怕就应该能够体会到,黄万里教授的自我感觉所存在的误差了。

还有人说黄万里教授是因为反对三门峡而被打成右派的, 这种说法也不是很恰当。事实上,黄万里教授完全是因为其所写的杂文《花丛小语》被毛泽东批评后被打成右派的。其后来受到批判的内容中,也包括反对三门峡的 言论虽然也是事实,但这决不是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而是被打成右派之后添加进去的批判材料。比黄万里更甚的曾经递交书面反对三门峡意见书的专家,都没有一 个因为发表不同的学术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国家为什么单单会对黄万里特殊呢?特别是其中的温善章,后来还受到了周总理的口头表扬。因此,认为黄万里教授是因 为坚持学术观点,而被打成右派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此外,有的文章说国家为了上三峡压制了黄万里反对三峡的意见也是不够全面的。应该说 有了解放初期三门峡的教训之后,国家对水坝工程中的反面意见的重视程度是相当的高的。当然,黄万里的反对三峡的意见虽然没有如愿以偿的争取到在全国人大上 作介绍的机会,但是,还是在国家级的学术刊物上争论过的。在最关键的三峡的泥沙预测问题上,黄万里和长江水利科学院也有过激烈的争论。那时候由于三峡建设 问题几乎和政治反对派直接联系起来了,所以,上级通常不赞同反对三峡的意见公开出版。然而,因为黄万里的反对文章纯属技术问题的争论,而且,也非常有必要 搞清楚谁的意见更科学合理,因此,《水力发电学报》编辑部还是坚持让双方在杂志上展开了学术辩论。后来那场争论,以各持己见而告终。

直到 三峡蓄水后,才知道十几年前争论的结果经过实践检验,还是长科院的意见更接近实际。当然,这一点并不能说明黄万里教授的水平低,因为黄教授获得各种资料的 途径根本无法和长科院相比。同时也说明科学是无止境的,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即便就是有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未必就一定能做出正确判断。现在来看当初 全国人大不容许黄万里的未能经过专业质疑的反对意见,在人大会议上作介绍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既没有任何不符合法律程序的问题,而且也收到了较好的实际效 果(没有误导代表)。然而,现在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对黄万里教授的吹捧确实有些过了头,已经带有了迷信成分。实际上,面对当前的事实,这样的造谣宣传方 式实际上就是一种对黄万里教授的公开的贬低、诬蔑。

例如,在黄万里写给中央的信中还有这样一段内容“三峡电站20年内只有工费支出,没有 电费收入,国家财力不堪负担。”而实际情况是三峡建设后不到十年就蓄水发电,为国家建设解决了燃眉之急。尽管三峡的上网电价非常低,但是预计再有十年就可 以收回全部投资成本。这种巨大的经济效益几乎与黄万里教授的预言完全相反。

事实说明,在科学问题上没有超人,更没有神仙。一个人的认识水 平总是有限的,不管什么人都不能保证他的预言结论,就永远正确,千万不能幻想是只要某个人说的话,就一定是真理。如果有人非要这样宣传,非要用造神的方式 制造科学迷信,那么最后只能被无情的事实所揭露。我相信黄万里教授如果还在世的话,也不会面对事实不改变自己的错误预言,也不会容忍这些把他吹成神仙的无 耻谣言。

以伤痕文学成名的一些喜欢煽情的文人墨客,就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他们在揭露文革、反对专制,成功地把毛泽东请下神坛的同时,又非 要把黄万里塑造成一尊新的神仙。并且,总想以吹捧此神来显示出自己的开明和博学,同时也可以掩盖自己科学知识极度贫乏,还非要夸夸其谈的假装圣贤的弱点。 因此,也就不免要弄巧成拙的闹出笑话。特别是在历史已经对一些问题做出了答案的情况下,如果有人还要坚持散布黄万里神话的谣言,那么只能是对黄万里教授的 威望和荣誉的极大伤害。拜托那些想借黄万里成名的同志,放过已经不能为自己的错误预言进行更正的黄万里教授吧。科学需要老老实实的做学问,科学不需要神 仙。

三峡环保问题的蝴蝶效应

在2011年5月1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三峡环保问题被公开敲响了警钟。
对于整个中国水电行业来说,这显然都不是个好消息。被称为“清洁能源”的水电工程,由于水质污染、生态多样性危机、泥沙淤积、地震威胁等接踵而至的环保问题,日益成为环保专家眼中的“破坏者”。
“水电,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火电造成的污染更严重。”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副司长凌江甚至如此表态。
对于2008年至2010年之间曾被大规模停批的水电项目而言,这将意味着什么?“今年水电乏力以及长江下游的干旱,给了水电发展沉重的一击,刚刚 解冻的市场或将再度减速。”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宋智晨对本报记者称,水电的发展一直就在争议中前行,而此次国务院的公开表态,可能将对大型水电项目的 推进产生影响。
不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多位能源专家均表示,对三峡工程一系列后续环保问题的披露,更多的是为了让水电企业引起注意,避免今后出现同类问 题。在他们看来,为了达到2020年“清洁能源在一次能源结构中占比15%”的目标,对中国来说,“发展水电仍是一个必须的选择”。
 水电争议
 三峡工程在发挥巨大综合效益的同时,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1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论通过了《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会后的官方公告中,对于三峡工程环保问题的一系列措辞,把争议已久的水电工程环保隐患摆上了桌面。
据重庆移民工委书记谭栖伟披露,作为全国地质灾害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重庆三峡库区隐患点达10792处。蓄水175米高后,已发生地质灾害及 险情252处(其中新发生172处),有2500余处监测预警点可能复活。同时,库区山高坡陡,石漠化现象相当突出,水土流失面积占48.6%,大量的坡 耕地、劣质耕地需要改造。
而凌江也称,环保部在处理一个水域因水电开发而造成的水污染问题时发现,由于水流减缓和富营养化,该水域“水白菜疯长,水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此外,水电开发还带来了移民后移,地质破坏造成水土流失等问题,损失十分巨大。
“事实上,环保部与能源部两大部委,对于水电的发展一直存在很大争议。能源部非常支持作为清洁能源的水电发展,而环保部则对于大型水电开发,特 别是三江流域的开发则持保留甚至反对意见。”一位电力行业人士对记者说,2008年至2010年之间,环保部停批了一大批水电项目,这使得国家“十一五” 期间,水电的开工率远远低于当初的目标。但是在国家节能减排的大目标下,从2010年下半年起,环保部最终对水电审批陆续放行。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表示,“十一五”期间,本来预计核准7000万千瓦水电,实际只核准2000万千瓦的水电项目。“十一五”未核准的很多项目需要到“十二五”来核准,再加上“十二五”需要核准的项目,预计2011年至2015年需要新核准1亿千瓦的水电项目,才能保证2020年的碳目标实现。
三江隐患
“在"十二五"期间,大多数水电工程都将会在西南流域上马,因为西南地区是我国水力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在一直力挺我国水电发展的张博庭看来, 虽然我国水电规模和发电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开发程度远低于世界上发达国家,如美国约82%,日本约84%,加拿大约65%,德国约73%,法国、挪威、 瑞士均在80%以上。同时,中国水力资源开发落后于巴西、埃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水电开发率已超60%。
在国内水电开发热潮中,位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的横断山脉地带,因水资源潜力巨大,在近年来已成为各发电集团的“必争之地”。
2010年下半年以来,曾被环保部强力叫停的金沙江龙开口和鲁地拉两大水坝工程相继通过环评开工。而2009年,环保部对这两项分别属于华能、华电集团的工程的评价是,“对金沙江中游生态影响较大”。
而金沙江流域最大规模的水电开发则属三峡集团。三峡集团负责滚动开发金沙江,组织建设溪洛渡、向家坝、乌东德、白鹤滩四个巨型电站。这四大电站规划装机容量4300万千瓦,相当于两个三峡工程,到2020年完工后,年发电量可达1753亿千瓦时。
据国泰君安分析师韩其成统计,2010年下半年以来,通过审批的大水电站至少有15个,装机容量4864万千瓦,投资额约2500亿元。   而就在几大发电集团争相向西南挺进的同时,西南地区脆弱的生态以及频发的地质灾害,已引起了许多环保及地质专家的巨大反对声浪。
对于三江流域,特别是云南怒江的开发,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专家孙文鹏是坚定的反对派。
在从事了几十年地质构造研究的孙文鹏看来,三江流域都是在深大断裂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怒江最危险,地质构造上切割得最厉害,沿途都是高 山峻岭。“怒江六库以北基本上是沿断裂面以滑动为主,地震可能性小,位移的可能性大,错动比较容易,容易产生滑坡、坍塌,破坏坝址。而六库往南,则是容易 产生断裂和地震。”
孙文鹏认为,虽然美国、欧洲等地水电利用比例高于我国,但并不能简单予以对比,因为地质构造不同,美国、欧洲没有这么多丘陵地、山区。
“三江流域危险性很大,有了水电站,灾害就会加倍。一旦溃坝,不可想象,危险性是很明显的。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和舟曲泥石流,已经是大自然给我们警告了。”孙文鹏称。
必须的选择?
当专家们还在为大型水电项目争论不止之时,7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电荒正在袭击中国的浙江、江西、湖南等多个省份。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除电煤价格高企之外,电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电源建设跟不上电力需求的增长。
其中浙江省是最缺电最严重地区之一。在严峻的缺电形势下,浙江能源集团紧急动工建设总投资78.9亿元的舟山六横电厂,年发电量可达175亿千瓦时。
相对水电、核电漫长的建设周期以及同样面临环保和安全压力来说,火电电源建设周期短的优势非常明显。
不过,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能源专家们看来,重新走上“向火电倾斜”这个回头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对记者称, “目前三峡工程有一系列环保后续问题,只能说是今后要引起注意,更努力避免这些问题。为了达到2020年一次能源结构中有15%的清洁能源的目标,我国水 电发展是一个必须的选择。”
而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小平也认为,中国目前火电的比例太高了,火电造成的污染还不仅仅是温室气体,还有大量的氮氧化物、粉尘,特别是一些重金属污染,更加危害人们的健康。“对于中国来说,火电比例必须降下来,以水电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也是必然的选择。”

三峡的“磨难” 国家的“容颜”

2011年06月03日09:03  来源:中国保险报  作者:鲁宁

  




 




三峡大坝从动土开建那一刻起,是非恩怨就没断过。


这是三峡大坝的宿命!“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对三峡大坝跨世纪的争执,讲点迷信,原点就在一个“殊”字。
今年入春至初夏,长江流域上游干旱、中下游大旱。三峡大坝再次成为众矢之的。
进入4月,电荒迅及蔓延至半个中国。国内电力供给一向以火电主打,“市场煤价”与“政府电价”因虑及通胀失控而难以解扣,导致看不到希望、失却了耐心的众电厂上演“集体磨洋工”,为争取上调上网电价向中央政府“变相逼宫”。
本来,桥归桥,路归路电荒与三峡大坝基本不相干,但舆论也把缺电的怨气撒向了三峡大坝。
以2008年划界,汶川大地震、西南大旱到这回长江全流域大旱,三峡犹如一根红蜡烛,“胡萝卜”之损失,一股脑儿都要算在三峡大坝头上。
再前溯,三峡大坝从动土开建那一刻起,是非恩怨就没断过。
这是三峡大坝的宿命!“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对三峡大坝跨世纪的争执,讲点迷信,原点就在一个“殊”字。
自古治水是非多。曾经的“运河悖论”在抹去历史尘埃后,仍然鲜活到让人不胜感慨。
诗人白居易在《隋堤柳》中哀唱:“二百年汴河路,露草荒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
与白居易同代的政治家皮日休《汴河怀古》哀惜:“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清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给功不较多。”
千里运河,隋民血泪铸就,唐人则不胜其利……隋朝大兴水利加速其灭亡史有定论,却为大唐帝国称雄环宇无心插柳。悲悯人道的大诗人,信奉大历史观的政治家,面对“运河悖论”留下各自感叹,在今人看来无非是千年一叹,最后乃殊途同归。
围绕三峡大坝,当代人道不尽是非恩怨,诉不完赞同与反对……
一、“民主三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三峡大坝是中华民族宿命的历史投影。
建与不建,若从1919年的《建国方略》计时,华夏为之纠结近一个世纪。在上个世纪曾改变或主宰人类命运的历史伟人孙中山、蒋介石、罗斯福、毛泽东、邓小平……均为此魂牵梦萦。
建起来之后,其利大还是弊大的争执仍将缠绕新世纪。这注定是一场跨世纪的争执。争执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核心层面展开:
技术与工程层面:治水长江及长江流域“除患兴利”,是“先干后支”还是“先支后干”。
民主与科学层面:治国决定建设三峡大坝的决策过程,是否能够经受民主与科学两把标尺的检验。
围绕两个层面,在三峡大坝开建前的近一个世纪中,形成了事实上的三大派别:
反对派。技术层面由老一辈水利学泰斗级学者黄万里领衔;政治层面由毛泽东前秘书李锐担纲。
缓建派。其最具分量的代表人物恰系毛泽东本人,有195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扩大会议所作《三峡决议》为证。
主建派。技术层面的代表人物几经变化,最后一位在技术论证层面起领衔作用的是水利专家潘家铮;政治层面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及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
三峡大坝开建不久,坊间一直传言,说其是被“某某利益集团绑架”的一头怪兽。且不说这类判断极端幼稚与可笑,笔者只想再次强调毛泽东才是决定三峡大坝日后开建的“第一奠基人”。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毛泽东开国封疆、改天换地的伟大情怀,与1954年江汉平原、两湖流域特大洪水“迎面相撞”,“撞”出了中 国决意兴建三峡大坝的空前决心。四年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南宁扩大会议,毛泽东把“高峡出平湖”作为一道“大菜”端上桌面……没料想,未获“就餐者”满座叫 好。同年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扩大会议再行“民主三峡”,倾听完“长江王”林一山与李锐“必须建”与“不能建”之“放言无忌”,会议所作《三峡决议》 (缓建决议),前所未闻地定格了毛泽东罕有的谨慎,以至于其在1976年抱恨西归……
三峡大坝出现根本性转机缘自改革开放。1982年中国历史新页开启,“四个现代化”对能源的饥渴为兴建三峡大坝带来历史性转机。
“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邓小平一锤定音。胡耀邦、赵紫阳、陈云、李先念赞同。最高决策层就兴建三峡大坝形成空前一致。1984年,国务院批复三峡工程建设方案,“三峡省”同步筹建……
未了,当年底,重庆市向中央上报《对长江三峡工程的一些看法和意见》。稍后,著名“反对派”李锐上书中央,对三峡工程的诸多“不确定性”提出全面质疑。继而,年过九旬的全国政协经建组组长孙越崎率调查团沿江实踏月余,上呈了以全盘否定三峡工程可行性为基调的《关于三峡工程问题调查报告》……
“民主之声”亘古未闻,在三峡峡谷激起的强烈震荡波及庙堂和草野。促使中央撤销“三峡省”筹备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再起炉灶……
国务院十七个部委,中科院所属十二个所(院)、二十八所高校、四十个专业学科、412名顶级专家中水电系统以外专家213人(超过半数),分 14个研究论证课题,凡对最终专业课题报告不认可者,课题组成员拥有拒绝签字权,不同意见随课题报告一并上报……最终,“主建”的声音占绝对压倒优势。
限于当时的科学认知水平,无论放在当年还是现今,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断言经重新论证的各项“分报告”乃至“总报告”,本身就是完全科学的,更谈不 上完美无缺。更何况,历时数年的重新论证过程,中国学术界、工程技术界长期存在的各种蝇营狗苟与官场一言堂、权力排斥、权力封杀等恶习,始终与论证过程互 相纠结并对论证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带来实质的伤害……
可是,一个在今天看来已远谈不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因应了反对派众而不断“翻烧饼”,并始终面临反对派们长期的纠缠和“挑衅”只消今天的议论 者不抱政治偏见,定当能得出一个常识性结局:由于反对派们长期的不依不饶,由于当时的中央最高层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关于三峡大坝可建的最终技术报告,至少 不是一个惟长官意志马首是瞻的“技术草包”,也不可能是一堆毫无建树的“技术垃圾”,而三峡工程亦不是“拍脑袋工程”。
1992年4月3日下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不同寻常。会前,台湾省籍全国人大代表黄顺兴向中外与会记者散发《关于三峡工程议案表决方式的动议》。该“动议”与会议提前安排好的表决程序唱起了“反调”。
万里委员长宣布表决开始,黄顺兴代表突然起立请求临时发言的要求震惊会场“大会没有安排发言议程”万里话音刚落,黄顺兴等少数代表离席退会……
表决如期进行。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25票,赞成票勉强过线。
这次表决,创下了建国以来全国人大开会的三个第一:反对与弃权代表人数之多;按惯例只须经国务院决定的重大工程建设首次交由全国人大拍板;新闻报道之开放闻所未闻。
说到新闻报道笔者尤其感慨:其一,没有1982年至1992年期间围绕三峡大坝建与不建相对开放的新闻报道记录了大量丰富的抗辩事实,笔者今日 想粗线条还原“民主三峡”当年经历的曲直恩怨、水火不容恐怕很难;其二,新闻报道的相对开放构成了“民主三峡”的又一个独特佐证。
不言从前自那以后又是20年,中国重大决策之民主实践,尚未见有超越“民主三峡”者。
二、评价三峡大坝得失功过为时尚早
三峡大坝建设过程和运行过程暴露的各种问题,远远超过十数年来媒体“零打碎敲”的揭发和批评,包括有关方面苍白无力的反复辩解。
这个判断在笔者心里形成已久,亦是新闻从业者长期积累的经验性判断。
判断终于在5月18日得到确认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为三峡“擦屁股”,会议颁行《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体味会后新华社报道所用措辞,三峡造成的后遗症几乎全部被当年的反对派们所预料。区别仅在于后遗症的严重程度。
在此之前,最高层对建成后的三峡大坝一直出言审慎。一个最能刻划高层心态的事件是:1994年三峡大坝隆重开工,当时的总理李鹏亲自出席;2006年三峡大坝原定隆重举行之峻工仪式被“临时从简”,前任和现任中央领导无一出场。
收集并归纳媒体所揭露的材料,“问题三峡”涉及生态、环保、中下游航运、地质灾害、灌溉、供水、航道淤积、移民、库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等一系列纠结。这些问题在国务院“擦屁股”会议所用的官方措辞中都被“原则性确认”。
然而,迄今为止三峡出现、积累甚至仍在发展的所有问题,均不足以形成三峡大坝不该建的客观结论。诚如今年长江全流域大旱不能轻率怪罪于三峡大 坝,去年长江上游先大旱后大涝,三峡大坝首次经历与1998年长江洪峰等量齐观的大洪水洗礼,令长江中下游安澜之出色表现,同样不足以作为佐证三峡大坝该 建的客观结论。
长江流域是中国经济与社会的精华所在,三峡大坝所能起到的综合功效以及与生俱来(任何大型水利工程的通病)的副作用,是二者形成对冲、前者远大 于后者,抑或后者大于前者,没有几十年甚至跨世纪的数据积累作为判断依据,眼下想急于作出判断极不靠谱,是对历史的极度不负责任。
同样的道理,刚颁行的、时间跨度为10年的“后续工作规划”和“污染防治规划”之实施,能否消解“三峡后遗症”?哪怕力求遏制“三峡问题”的进一步积累,也只能在10年后以事实加以小心求证。
能够正视“问题三峡”比讳疾忌医要好。政府展现信心,民间要有耐心。就算将来证明三峡大坝“过大于功”,也非一炸了之那般简单。
三、三峡检视国家和国民成熟
三峡大坝的“孕床”是改革开放。它那高耸、伟岸、雄浑的身驱,见证30余来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伟大复兴。它亦是世界观照中国发展的一个视窗。
笔者眼里,曾经浮现过如下一幅画像:一个魁梧英俊的七尺男儿正在人群中裸奔……远看,其强健的身驱散发出英武阳刚之气;近看,他的驱体上下左右 比例失调;细看,他浑身上下到处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瘀伤或污斑,尤其是那张脸,青春的疙瘩痘印证着他仍显青涩。笔者以为,这就是当下的三峡大坝、三峡库区 乃至整个长江流域人与水,环境与水,社会与水,以及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诸多纠结矛盾的现状之隐喻。亦是攀登在中华民族和平崛起崎岖山道上的中国之真实现 状。
如果诸看官认同这个比喻,当不难发现我们的祖国若以宏观叙事,毛泽东时代初步达致中华民族政治崛起,邓小平时代赢来谋求国家富强的经济崛起;微 观叙事,我们的祖国浑身上下不但全是毛病,而且依然满身伤痕,疮疤累累……人民经常令人扼腕,平添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叹息。国家如此,国人如此,三峡大 坝何尝不如此?!
长江流域的大旱仍在加剧,而信息流动速度远比旱情发展更快。从媒体到网络,焦虑、抱怨、指斥更为集中地拿三峡大坝“出气”。然而,“不幸”决非限于大旱本身,而是旱涝交替之快、之频、之反复无常的地理中国正好横亘在西太平洋(601099,股吧)的大陆季风带上……而中国又一个根本性的“不幸”是人口,13亿人每天都呈增长的物欲和对资源的过度掠夺,甭管政府如何讲民主与科学,人与自然和谐在中国总体呈越来越难、越来越远状态……
举个例子,中国六百余座城市有80%缺水,每座城市都在大肆抢水,大大小小的水坝把中国的江河水系分割为一块块“囤水的梯田”……由此,仅长江中上游,正常来水被大量截留,一方面,三峡库区入不敷出;另一方面,三峡大坝则“替人受过”。
对三峡大坝乃至中国发展的质疑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同样正常的是针对某一特定对象的质疑最终都演变为一边倒的批判。看上去这很反常,却系现实发展阶段所特(必)有。因为中国人一时半会儿还难以从过去的“赞扬一边倒”和今日的“批判一边倒”中学会掌握平衡。
三峡的“磨难”,中国的“容颜”。中国最终能否“脱胎换骨”,这个世界的看法始终呈现为多元。但检视国家和国民的成熟,三峡大坝就是一杆现成的标尺。这杆标尺至少可适用数十年……

“三峡工程最终不是治水问题,是哲学问题”



南方周末:2010年7月长江洪水时,长江委、三峡电力各级领导,都通过媒体解释三峡防洪能力万年一遇、千年一遇、百年一遇的问题,是否这次三峡各部门内部的压力很大?
陆佑楣:我们为什么要建三峡?首要任务就是防洪,我把它看成建三峡的必要条件。我们一直对防洪强调了很多,会造成一种舆论:长江防洪 不是有三峡吗?这次长江闹洪水,老百姓反过来说,三峡解决不了多大问题。正好长江水利委员会又说:三峡解决不了长江所有的洪水问题。这个话道理是对的,但 老百姓回头一想,当年吵着非要上三峡,不就是为了防洪吗?就造成现在的反应。
要我看,最好来一场特大洪水来考验一下。
陆佑楣:中 国水利水电工程权威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84年8月至1993年1月,历任水电部副部长、能源部副部长、武警水电指挥部政委、三峡工程领导小组副组 长。1993年1月至2003年11月,先后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三峡总公司总经理,实际主持了长江三峡工程建设。南方周末:那不是很危险吗?
陆佑楣:没危险,真的没危险。三峡工程本身设计标准非常高。今年这场水7万立方米每秒的流量,还不到20年一遇。为了保证大坝安全、可靠,它的设计标准是千年一遇的,也就是9.88万立方米每秒的流量。
南方周末:您说的是大坝本身没危险?
陆佑楣:是,本身的安全,就是不会漫坝。
南方周末:大坝不会毁,但不代表其它地方没事?
陆佑楣:大坝抗洪能力的设计标准很高。至于防洪功能,那是另一个概念。防洪功能就看下游荆江大堤,三峡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解决荆江大堤安全。所以,它的防洪功能跟大坝自身的设计洪水标准是两回事。
南方周末:是的,人们很容易理解成三峡都能防万年一遇了,肯定就安全了。
陆佑楣:从防洪功能上说,没有三峡工程,荆江大堤的防洪标准就只有10年一遇,加固后大概可达到20年一遇。有了三峡水库,可以把荆 江大堤的防洪标准提高到百年一遇,保护荆江大堤里面60万人口。当时最担心荆江大堤,这才是建三峡的主要目的。但能不能解决全流域所有的洪水灾害呢?不可 能。
南方周末:这次洪水其实也没有多大,不过20年一遇,但上游也淹了,下游也淹了。
陆佑楣:对,但这跟三峡大坝没关系。下游发洪水,不是长江干流来水,是下游来的水大。上游来的水今年7万立米流量,不算太大。
南方周末:三峡大坝起到了间接作用?
陆佑楣:对。它只能控制干流,下游支流它根本控制不了。但下面紧急时可以拦一点,减轻下面的负担。
发电不是水利部的利益
南方周末:三峡工程前后论证了30年,现在民间声音越来越大。这次争论,可否说是人们对于几十年前不透明程序的反弹?
陆佑楣:对老百姓当时的民主程度来讲,我觉得在那个历史时代应该够了。
南方周末:说到水位,2008、2009年两次175米实验性蓄水,我都在库区,两次都没有蓄到175米设计蓄水高度。
陆佑楣:去年国务院确定9月15日开始蓄水,结果9月15日来水量一直下降,蓄不上去了。应该8月底、9月初就要考虑开始蓄水,要看天气趋势。但现在水利部门害怕后面再来一场洪水怎么办?所以一直不让提早蓄水。
南方周末:这里有个发电效益的问题。
陆佑楣:每次争论,都是在水利部和三峡电力(公司)之间。水利部害怕再来一场大水,出现问题是他的责任,发电不是他的利益。
南方周末:发电是三峡电力公司的利益。
陆佑楣:三峡总公司也不是傻瓜,要考虑发电效益,同时也会保证安全。(两家)就为每年什么时候开始蓄水吵呀吵,最后由国务院拍板。从长江洪水流量看,9月1日蓄水,就可能蓄到175米。蓄满一库水,一直用到第二年的四五月,可以多发多少电?
南方周末:7万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对电力公司来讲显然是好事。
陆佑楣:假如从发电效益来看,现在少泄一点,下面也不缺水。你备高一点水,发电量就大得多。
南方周末:我看上世纪50年代当时长江规划有一种说法,说能点亮半个中国。
陆佑楣:现在没有了。北京市一天用电量大概3亿度,三峡就解决北京一个城市的用电。
我1993年搞三峡工程,之前看报道,每年春节,湖北、湖南的书记、省长都要上大堤检查,多少民工在那儿加高加固。有了三峡工程就不需要了,安全感大大提高,所以防洪功能对三峡工程上马是必要条件。
三峡工程要大量投资,如果没有发电功能,要上也有一定困难。发电可以用经济效益来偿还债务,所以我把发电功能称为充分条件。三峡这次洪水就反映了发电效果非常好,一天就发了4.3亿度电,一直到现在是满发,超发。
南方周末:1998年8月底,您作为三峡总公司总经 理,在《人民日报》上预判:2009年竣工时,三峡基本可抵挡这种(1998)千年一遇的洪水,就是9.8万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如果有万年一遇的洪水—— 您当时的原话是12.4万立方米每秒流量,三峡大坝可以超量蓄水到180.4米,库容能增加400多亿立方米。可今年,7万每秒的流量只能算20年一遇, 为何三峡就不蓄了,泄洪了呢?
陆佑楣:这个是防总决定的,要是我,我胆子大(就会蓄)。
南方周末:他们不太敢?
陆佑楣:对,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往上蓄,如果上游继续来大水,我下泄的要更多,对下游也有一定危险。
南方周末:洪水期间,我们走访了武汉、九江等下游地区,这时三峡泄一滴水对于下游都是多余的。下游对三峡的质疑是,我们的警戒线就只差零点几米了,你还泄。
陆佑楣:只要下游安全,就可以泄。现在是,三峡调度流量不大也要你多放。下游有时是枯水时段,(为了下游通航),三峡大坝建好后保证下游的流量不低于5000立方米每秒,而天然的长江在枯水期只有三四千流量。但现在要6000,三峡也要放,保证下游在枯水期的各种需要。
南方周末:此次汛期损失大的是下游,尤其是一些支流。当年三峡工程最后拍板时,对外表述上基本把长江防洪当做一个整体,说三峡对长江防洪有决定性意义。
陆佑楣:实际上长江防洪要靠一个防洪体系。如洞庭湘、资、沅、澧四水,鄱阳湖下面很多支流,本身就要有防洪能力,不能全压在长江干流上。长江防洪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干流、支流、河道两岸大量工作要做,三峡只是防洪体系中的关键工程,就是保荆江大堤。


三峡工程开建时,宣传得有些过分
南方周末:上世纪80年代,陆钦侃先生曾在《人民日报》刊载文章,说三峡对整个长江的防洪工作尤其是支流防洪作用不会很大,三峡解决不了整个长江流域的洪水。
陆佑楣:是的,谁也没有说过(能解决)。
南方周末:科学家确实谁也没有打这个包票,但真正到对外宣传报道表述的时候,就会给人们这种印象。
陆佑楣:这是一种误导。
南方周末:相信很多官员也这么认为,有一种很乐观的情绪。
陆佑楣:甚至中国的高级领导也会有一种概念,好像有了三峡,就什么都解决了。这是不可能的。
南方周末:但从三峡开工一直到建成,有一种情绪,就是三峡上了,就基本上解决长江洪水这个心腹大患了。
陆佑楣:三峡的防洪效果要看什么地区,太乐观了就有一点不讲科学了。靠一个水利枢纽工程就万事大吉了,这个思想肯定不对。三峡工程开建时,宣传得有些过分,不是用科学态度宣传,什么三峡库区放鞭炮,这种气氛应该避免。
说实话,当时要搞三峡工程,没有一股精神也支撑不下来。我当时站在江边上看这么一条江,也很迷茫,干得起来?干不起来?也需要一种精神的力量。
南方周末:现在回头看30年来对三峡工程的表述,不少具有浪漫色彩的想象和乐观主义的情怀。直到最近,对三峡工程的表述才变得专业、理性起来。如一位三峡负责人在谈及多少年一遇的问题时,连续引用了十多个专业数字。
陆佑楣:实际是原来宣传的口径有点过分。感性的东西太多,理性的东西太少。
南方周末:作为一个理性的科学工作者,您和您的同事们只是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工程最后拍板的是政治家,这里面的政治考量和科学考量,哪个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陆佑楣:还有一个哲学家,你别忘了哲学家。
南方周末:当年三门峡工程拍错了。
陆佑楣:是的。但飞机有可能要坠毁,就别干飞机了?不行。三峡工程要保护荆江大堤,荆江分洪区鱼米之乡要不要保,沿江土地要不要保? 我觉得,这种大型工程最终不是治水的问题,是个哲学问题。人该不该干这件事情,科学家、工程师只能把客观情况反映清楚,对未来的预见有科学推理,决策是政 治家、哲学家的事情。
人在地球上总归要干事情的。曾经有一股风要崇尚原生态,地球上哪有原生态的地方?恐龙时代也不是原生态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对的,整个宇宙都在不断进化,是不是?所以重大工程往往要靠政治家决策,该不该干,本质上是从哲学的观点看人要不要干这件事。
南方周末:但人其实是害怕改变的,尤其事关他切身利益时,肯定有疑虑。
陆佑楣:人必须改变。人在地球上做的事情多了,何止一个三峡工程?三峡工程在整个人类活动中是很小的事。新疆输气管送到上海几千公 里,中间出现一点事,上海没有气,一天都过不下去。所以越是现代化的人,生活风险越大。这是人类进化的结果。现在没有瓶装水、桶装水,有人不敢喝自来 水,20年前哪有这个情况?所以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即究竟人该怎么活在地球上。
南方周末:从三峡建成到现在发挥作用,您的想法有什么改变吗?
陆佑楣:我基本上是一致的。三峡工程是应该建的。
南方周末:我觉得三峡工程受到一些质疑,也受到很多工程论证不完善的影响,大家怕了。科学家可以实验,我普通老百姓要……
陆佑楣:科学家还是进行了很充分的论证,就怕一些当政者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那就要出问题。

探访网传南方大旱下消匿的自然人文景观(1/9)

长江干旱,洞庭湖、鄱阳湖、洪湖喊渴,长江三峡紧急放水……今年以来长江中下游的罕见大旱,对湖北、安徽、湖南、江西等地农业和生态造成严重影响。近期, 网民对旱情的关注度不断提升,有网民称,中国古代文人骚客笔下的大江大湖已经面目全非,古代诗词美文中提及的美景也大打折扣。(来源:新华网)
 

鄱阳湖景点落星墩(5月31日摄)。因水位持续下降,本应是碧波荡漾的鄱阳湖却变成了一片草原

2011年06月02日 16:06

岳阳楼风景区一角

鄱阳湖景点落星墩

6月1日,行人从岳阳楼景区围墙外的洞庭湖边经过


6月1日,一名男子在岳阳楼景区围墙外的洞庭湖边准备垂钓

2011年06月02日 16:06
 

6月1日,一名男子从岳阳楼景区走下洞庭湖湖滩

2011年06月02日 16:06
   

6月1日,一名游客在岳阳楼上俯瞰洞庭湖

 

岳阳楼景区靠洞庭湖一侧围墙外的湖滩



因水位持续下降,在鄱阳湖景点落星墩一处干涸的河床上,几条小鱼缺水死亡

长江流域湖泊遭遇生死劫

湖北省监利县王垸村,死亡的河蚌躺在洪湖的滩涂之上。(南方日报特派记者王辉摄)

老余是湖北省洪湖市瞿家湾的普通庄稼人。因为干旱,家中数亩中稻秧苗到现在也没插下去。
上世纪70年代,老余家现在的农田还是烟波浩渺的洪湖。当时的一道命令,逼洪湖让出了20万亩良田。很快,粮食高产带来的喜悦,掩盖了人们对湖泊缩小的担忧。
人类挺进,湖泊消退;村庄扩张,水系萎缩———洪湖边一位78岁老人不无恐慌地感叹“居然看见了洪湖水干”时,我们无法否认,进与退之间,谁赢得了这场博弈,远没有答案。
对于罕见的大旱,专家和普通百姓在接受采访时异口同声说,“老天爷的因素是首位的”,但也不否认人类的活动也在深刻影响“老天爷”。
围湖造田江汉平原四湖只剩俩
一曲洪湖水,天下扬美名。“以前那可真是浪打浪。”洪湖老渔民李功旭感叹,其实波浪滚翻的美景,早已消失多年。
江汉平原曾被称为四湖流域,从上游到下游有长湖、白露湖、三湖和洪湖四大湖,还有上百个小湖。
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办公室主任曾晓东介绍,以这四个湖泊为主的水系,承担着长江中游地区涵养水分的作用。在水系缺水时,它们承担着释放水源的作用,可直接缓解旱情。每年夏季,湖水蒸发加剧,但4个湖互为作用,产生很多链式效应。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情况发生变化。当地政府立下“插到湖心、收到湖底”的誓言,围湖造田不仅为了生存,更是一种政治任务。没几年,“四大湖”中的三湖、白露湖消失,成为稻田。之后,江汉平原的一众小湖泊也先后消失。
洪湖造田面积近20万亩,但它承担的调蓄重担却并没有减轻。
“就像家里有个老父亲,原来4个兄弟一起赡养,现在只剩两个了,压力剧增。”曾晓东说,4个湖泊的调蓄功能由其他两个来承担,但“任务”却没有减轻,问题层出不穷。他不无遗憾地说,如果这些“消失的湖”今年还在,旱情肯定会有所缓解。
目前洪湖的现状,“要它装水的时候它装不了水,要它泄洪时又力有不逮。”监利县“三防”办公室的雷运学说。
实际上,今年的干旱已是洪湖地区短期内出现的第二次极端天气现象:
去年夏天,洪湖周边下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暴雨”。当地气象部门数据显示,连续降水量平均566毫米,超历史同期最大值,导致当地出现大面积洪涝灾害,连洪湖市街头的水都有1米多深,城乡百姓和洪湖渔民损失惨重。
人为拦水小水电站让桃花汛没了
这次旱情还发生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象,让长江中下游不少从事水文工作的专家吃了一惊——桃花汛没了!
桃花汛是长江中下游的一个自然规律:每年4月底桃花盛开时,长江出现一个丰水过程,沿江湖泊借机开闸补水,对植被和鱼类补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洪湖市水利局总工程师程刚表示,降雨量少是桃花汛消失的重要原因,但另一“推手”则是长江支流汇流能力差,一些地方快速发展的小水电站,如拦路虎般,不仅妨碍了抗旱,也阻滞了本可成为救命水的桃花汛。
南方日报记者了解到,在江西、湖北、湖南,许多长江支流均建有电站,对上游来水进行人为干预控制。干旱季节中下游地区大量用水时,也正是用电高峰期,抗旱让位于发电的现象屡见不鲜。
人为的拦截,水资源被层层截留。
雷运学告诉记者,2000年监利同样遭遇大旱,但当时长江可以提水,也不用看“上游的脸色”是否泄流放水。“如果这次长江有水可提,旱情会轻得多。”雷运学说。
程刚说,这个自然规律被打破,是过去从未出现过的。但按照目前的形势发展,桃花汛有可能成为一种记忆。果真如此,包括洪湖在内的许多水系防旱防汛设施、调度方案都需要重新制定,或许会改写长江中下游的水利状况。
其实,不光是洪湖,长江中下游数个大型淡水湖,近期水位均告异常。
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近年来面积同样逐年缩减。旱情笼罩下,它的颓势越发明显:大片洲滩裸露干枯,置身其中,如同走进大草原。当地渔民李进说,看到现在洞庭湖的样子,不少女人吓得嚎啕大哭。
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湖面大规模枯萎,仅为2010年同期的1/10,也几成草原;
洪泽湖水位下降至死水位,淮河江苏段水位降至同期历史上记载水位的最低值……
今年夏天,这些长江流域重要的湖泊,集体遭遇生死浩劫。

三峡,预算与代价篇

黄万里先生在《论长江三峡大坝修建的前提》一文第三节“关于三峡大坝的工程经济核算”开始如是说:“三峡大坝具有发电、航运、防洪等效用,从长期中每年收 获的多种效益对比工程投资作经济核算,其可行性是成立的,但其中必须计入前述水库对于上下游的各种损失,有的是一次赔偿、有的是常年损害,有的是关于寿命 年限,才称合理,这点并未细算。一切计入,方案就未必可行。”
黄先生所说何意?很简单,如果单纯按照三峡大坝本身工程施工的预算,从长期的每年都有 的收入来算,三峡大坝有可能是赚钱的、合算的,但如果要在其中算入其他隐性的成本,三峡工程就未必真的合算。因为有些损害是一次性赔偿,有些则是长期的损 害。黄先生所言,就是把这些都统计进去之后,三峡大坝实际上并非是一个符合经济理性的工程。
黄先生这个预言是否准确?数字说话吧。
三峡工程主体建设成本成谜
三峡工程的预算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数字游戏。上世纪80年代对于三峡工程曾经有过两次论证,工程预算都是争论的焦点。
“这 个论证会从1986年6月开始持续了2年8个月,中间经历了共10次论证会议;1988年在第九次会议时,水电部论证小组按“坝高185米,蓄水位175 米,施工期32年(1989年-2020年),2000年发电”的大坝设计方案提出了一个预算方案:按1986年底价格计算,工程静态总投资共361.1 亿元(根据能源部高级工程师丁功扬在第九次论证会上的发言,其实静态投资预算里还有一个经营成本58.31亿,总静态投资应该是419.4亿),其中枢纽 工程投资187.7亿,水库移民赔偿110.6亿,输变电投资62.8亿;而在考虑了物价上涨和部分投资利息后,动态投资总额应该为:934.5亿” (《三峡工程的代价》http://blog.caing.com/article/11914/)
在这里,只要记住这组数字即可:其中枢纽工程投资187.7亿,水库移民赔偿110.6亿,输变电投资62.8亿;而在考虑了物价上涨和部分投资利息后,动态投资总额应该为:934.5亿。也就是说,原本三峡工程的所有预算是不足1000亿元的水平。
但 我们来看财务方面的专家是如何计算的:“论证报告中所提出的静态投资361亿元是明显不足的。方面因所估投资是以1986年物价为依据的,而1987年和 88年物价上涨幅度很大;另一方面是总投资中未列入三峡工程开始发电后每度电提取3厘钱(每年2•。5亿元长期提取)的“库区建设基金”,因泥沙淤积壅高 库水位而增加的移民费用,以及因库尾淤积而需整治航道港口的费用。考虑这些情况后,静态投资要比361亿元大得多。”
“论证报告中考虑今后 物价上涨和都分投资的利息后,所列动态投资934.5亿元,也是偏低很多的。据建设银行的同志计算,三峡工程的动态投资最低2000余亿元,最高达 5000多亿元。”(《关于三峡工程论证的意见和建议》http://sanxia2008.org/conter.asp?one=29& zid=524)
上文中的财务预算是前人民银行副行长乔培新先生提供。实际上稍懂财务预算的人都不难看出,三峡工程在最初的预算上是打了埋 伏的,利用了最有利的算法以及底线的基础投入预估,得到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是可以承受的成本,并且在选择预算项目的时候,人为删除了很多后续的常年损害赔偿 因素,并且在加入其中的常年损害赔偿上采用低预算的方式,降低了建设成本、后续投入等,使得这个预算显得很好看。
这个预算实际上早就被否定 了,而且是三峡的主导者否定的。1993年,国家批准的三峡工程初步设计静态投资概算为900.9亿元(1993年5月末价格),其中枢纽工程投资约 500.9亿元、水库淹没处理及移民安置费用400亿元(http://news.163.com/11/0512/15 /73S5QHBH00014JB5.html)。也就是说,实际上86年的论证投资静态投入361亿元,到了7年之后的93年批准时,已经涨了两倍多, 而物价指数在这7年当中只有一倍多的涨幅。其中的猫腻可想而知。
其实作为懂得投资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先用低预算取得工程、然后利用大型工程无法下马的特点,不断追加预算的过程。
那么,三峡大坝主体工程到底花了多少钱?不好意思,没人知道,因为这是一笔糊涂账。
2011 年5月11日,新华网(广州)以《三峡工程竣工决算审计6月启动》为题,报导了三峡工程的决算。但我们可以看到其数字依然是以“国家批准的三峡工程初步设 计静态投资概算为900.9亿元(1993年5月末价格),其中枢纽工程投资约500.9亿元、水库淹没处理及移民安置费用400亿元”来作为标准,实际 决算会按照“累计完成投资1849亿元,其中枢纽工程798亿元,输变电工程358亿元,库区移民工程693亿元。这一金额比原估算的动态总投资节省 200多亿元”决算。(http://news.sohu.com/20100726/n273751545.shtml)
这个并不奇怪, 毕竟时间已经过了16年,按照新的物价水平决算是正常做法。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全国人大通过兴建三峡工程决议之后,国务院也于当年作出决定,全 国除西藏以及国家贫困地区和农业以外的各类用电,每度电加价三厘钱作为三峡工程专项建设基金。1994年,三峡基金征收标准提高到每度电四厘钱。1996 年,三峡工程直接受益地区及经济发达地区征收标准再次提高到每度电七厘钱。与此同时,国家还把葛洲坝电厂划归中国三峡总公司(三峡集团前身)管理,葛洲坝 电厂上缴中央财政的利润和所得税也全部放入三峡建设基金。此外,从1994年至2003年,国家开发银行还每年为三峡工程提供贷款30亿元,总额300亿 元,贷款期限15年。”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奇景:“我们估计三峡建设基金在整个建设期间可以征收1100亿,作为国家投入的资本金,这意味着三峡工程一半的资金来源不需要还本付息。”(http://news.sohu.com/20100726/n273751545.shtml)
其实说白了就是除了西藏以及国家贫困地区与农业用电之外,我们每个人在三峡大坝的建设期间,每度电都多交了钱,这些钱说是税款不是税款、说是行政收费不是行政收费,而是一笔不明不白的钱,然后就成了三峡工程的工程款,而且不用还本付息,也就是说白用。
但三峡总公司是个什么公司?它是个商业公司,而且在建成之后改名“三峡集团”上市。一家商业公司,拿着行政命令收取的不明不白的钱,不用有任何心理负担的用了之后居然还上市了,这种人间奇迹如何解释?
也 正是有这种不明不白、不用还本付息、全国老百姓的血汗钱推起的三峡大坝,使得其在预算当中可以很明白的宣布,自己的投资将会在2015年——2017年收 回。这个预算怎么才能做清楚?这个决算如何才能审计?如果加上这一半的建设资金,不用有财务知识都能知道,现在三峡发得电该是一个什么价格,至于说收回投 资就更是胡扯了。
另外我们看上文的新闻,地下发电机组与升船机其实都是原本并没有在计划当中的项目,这些项目加载其中,这个预算能够平衡 么?实际上三峡工程当初信誓旦旦说是国力能够承受,但在开工三年之后就开始碰到资金筹措难题,是政策的倾斜使得这个项目按时竣工的。在这十几年间我们的国 力大涨是事实,而倾国之力建设这样一个工程,也说不上做不到。
三峡工程好有一比,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奥运会。从理论上说,奥运会是不是我们国 力能够承受的?没错,我们的国力办个奥运会不是问题。但奥运会是不是北京财力可以承受的?如果就是北京来出钱的话,奥运会就不是能承受的项目了。三峡工程 最开始所说的大致相当于北京自己办奥运会,最后的结果是全国都要承担这个成本。而这个成本当中只计算直接的投入,其他很多投入虽然也是为了奥运会,但不会 计算在成本当中。
三峡工程的移民成本
三峡工程的主体建设就是一笔糊涂账,移民如何?按照公布的数字,移民工程的花销是693亿元,而从上文的引文可以看到,在93年的预算当中,库区淹没与移民安置一共加起来是400亿元。这个是按照当时物价水平而说的价格,到完成时,此数字已经增长至693亿元了。
但这个成本是不是足够?三峡工程共淹没了13座城市、140个镇子和1600所村庄,总体移民数字至今也并不清晰。“新华社2007年11月15日报导,截至当时,三峡库区搬迁安置移民达到128万人,其中重庆库区搬迁安置移民106万余,湖北库区搬迁安置移民22万。”
“一年后,重庆市政府2008年移民工作报告说,重庆当年搬迁安置了三峡移民5.4万。那么不计湖北库区,到2008年底,三峡移民至少应该有133.4万了。”
“但 在2009年9月12日,同样在新华社的报导中,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卢纯表示,三峡工程累计搬迁移民达到“127万”,竟比2008年底还少6.4万。” (以上数据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dbb/gcxxj/2010/0804/14886.html)
也就是说,三峡库区移民的数字如果仔细追究的话,往往会发现其自相矛盾之处,而对此官方也并无一个统一的说法。但我们以官方2009年的数字127万为基础的话,计算其库区移民的安置费用,想必也不会过于离谱。
按 照最高693亿元计算,这127万移民的每人的移民成本是5.45万元。如果我们从90年代初期的物价水平来看,这个数字看上去并不算太少,但这个并非是 一次性的投入,而是分期移民的平均投入,这其中还包括居住地的重新建设、新的谋生手段建立等工作,实际上这个数字就没有那么美妙了,哪怕是放在90年达初 期的水平。而这里大量的移民都是农业人口,他们赖以为生的田地、山地被淹,当时对于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不足,基本农田与林地是其变相的社会保障手段。仅此 而言,也等于是一种剥夺而不是公平的补偿。
实际上即使这点儿钱也并未全部拿到手。《李鹏日记》记载,1997年12月4日:二期工程投资原计划720亿,要增加80亿元,郭树言说移民可能要增加一些。这种超支很可能是由于贪腐严重造成的。
2009 年7月21日,中国广播网报导:在部分淹没区移民户的安置补偿款中,本该发放给移民户的一部分基础设施配套费却被当地政府100%全额扣留,很多移民户面 临老屋地处淹没线以下却又没钱迁建新居的窘境。(http://ccnews.people.com.cn/GB/142052 /9688058.html)
如果原因去搜索的话,类似的新闻并不少见,移民们并未拿到原本就很微薄的安置费不说,还受到了相当的打压与管束。因为讨要移民安置费而上访、进而被劳教的新闻也时有发生。这部分社会成本也没有被计入三峡的建设成本,而是由地方政府消化掉了。
但 就目前的状态而言,这部分成本我们的社会还没有支付完。原本移民工作就不是一个一次性投入的工程,不是说给完钱就完事儿,更多的是移民后如何安置好的问 题。但这个预算来说,是把移民工作作为一个一次性投入来计算的,后续的成本很大一部分是要移民接收地来埋单,而移民接收地对这种外加的负担之对策,往往是 往中央财政伸手。这还不算移民当中不稳定的社会因素所导致的社会问题。
三峡移民问题将会是未来当地的一个大问题,这个成本远不是几百亿可以支付完的,这部分成本几乎无法计算,但这也并不在三峡工程的预算之内。
三峡工程的后续投入
也就是在今年,三峡工程有了官方的不同说法。首先是官方承认三峡工程在很多问题上留有后患,需要进行解决。
卢 耀如:工程地质、水文地质与环境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三峡工程阶段性评估项目”地质与地震评估课题组副组长。在国务院承认三峡工程留有 后患的时候,适时站出来说话,在他看来,三峡工程毕竟是利大于弊,但需要后续的治理与完善。其原话是这样的:“一个是地质灾害,一个移民方面,另一个是生 态环境问题。我们希望这个规划里将来慢慢有长效机制出现。这个规划大概拨了1700多亿,这个钱也不算多。”这个是国务院18日召开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三峡后续工作规划》。(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changjiangganhan /content-3/detail_2011_05/27/6668187_0.shtml)
一个三峡工程,按照官方说法,其投入也不过 是1800亿元,但后续的治理居然要花到1700亿元,这还不算多。实际上在这些投入上,三峡工程的预算早就不是那么一点儿钱了。2000年时,钱正英和 张光斗跟三建委要求追加投资3000亿元用于清库。最后这笔清库的费用到底用了多少目前还没有找到资料,但仅这笔钱就已经超过官方发布的总体三峡工程的投 入。而这笔钱是不计入三峡工程的成本的。
对此,卢耀如院士的解释是三峡工程最主要的目的有防洪、发电等项目,防洪的效果是显著的,而这些成 本因为是公益性质的,所以需要全社会承担,不能就此计入三峡大坝的成本。但这里有个问题在于,三峡集团本身是上市公司,但它所造成的成本则需要全社会进行 补贴,如果三峡集团是国有企业,其利润全部上缴或者投入到计划中的整治基金的话,为了防洪而支出也就还算顺理成章,但就是因为它是一家上市的企业,其造成 的社会成本与其社会功能如何能这么截然分开?
这就相当于利润留在了一家商业公司、无论它是不是国有,它还是一家商业公司,而所有负面效应则 需要用全社会的付出来稀释。如果不是这样计算其成本的话,三峡工程的成本与收益还能如此亮眼、能够在预期的时间收回成本么?恐怕这个工程连裤子都会赔光了 吧。当然,那是老百姓的裤子。
至于说到防洪的效果,黄万里先生是这么说的::“查水利部于1980年7月30日由钱正英签发上报国务院的 (80)水办字第80号文《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对长江中下游作出了近十年(l980~1990)防洪部署,主要为:培修巩固堤防,尽 快做到长江干流防御水位比1954年实际最高水位略有抬高,以扩大洪水泄量;落实分蓄洪措施,安排超额洪水。上述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应在1990年 完成,但因实施不力,完成很差。1987年8月7日水利电力部又由钱部长签发了(87)水电计字第313号文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 署执行情况的报告》,要求推迟至1995年完成此项任务。但是到1998年大洪水来临时此项任务仍未完成。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三峡工程论证期间,不少专家 强烈呼吁先做好长江中下游防洪工程,再兴建三峡工程,作为水利部长是怎么想的?是否存在“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在作祟?很值得深 思。l980年所定长江中下游防洪部署,以防御1954年大洪水为标准。1998年长江中下游洪水比1954年小,如能按照所部署的培修加固堤防和落实分 蓄洪措施,完全可以安全渡过这次洪水,不会那样被动而酿成那样巨大的水灾损失。由于对培修巩固堤防不重视,1998年洪水时长江中下游堤防出现各类险情 73825处,经广大军民奋力抢险,还造成淹没耕地354万亩,受害人口23l万人,死亡l526人,倒塌房屋212万间。如果长江中下游防洪部署能如期 完成的话,本应可大大减少灾害,此岂不值得反思吗?”
黄先生所言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因为三峡建设挤占了下游防洪设施建设的资金,并且主观认 为三峡大坝可以使得万事大吉,所以原本计划当中应该修建的中下游防洪工程没有按时完工,使得这个以1964年洪水为标准的防洪工程,在1998年的洪水时 没有能力起到应有的作用。有人说要是有了三峡大坝就能够减轻长江水患,但这种成本的支出,不知道会不会算在我们付出的代价之内。
结语:
三峡工程实际上是一个并未揭开全部面纱的资金黑洞,不但最容易查清楚的主体建设资金使用到目前还并无清晰的使用,预算与最后决算的价格相差也是颇多。更为重要的是,在其他很多成本都没有计入的状态下,三峡工程就被论证为可以赚钱、利民的工程,并且成功的打包上市。
在 这个打包上市的背后,无论是最初的工程募集款项是电费加价、三峡集团不用还本付息使用了高达1100亿元的资金,还是后续的、有可能高达几千亿的投入,都 是这个社会在为一家机构埋单。黄万里先生预言三峡工程将得不偿失,在这样任意核算的账目前面似乎再次失效,但正如他所预言的淤积问题并未解决一样,都是把 隐患与成本转嫁或者推迟了。
而这些后续的投入、长期的移民问题,都会是三峡的定时炸弹。

三峡工程是中国政府摁住的火药桶



近期长江中下游发生五十多年来最严重的干旱,三峡工程引发的诸多问题再度被关注。《德国之声》为此发表记者吴雨的专访《三峡工程是中国政府摁住的火药桶 》,受访者、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就三峡工程决策、引发干旱原因,“利弊关系”及不向公众公示的严重问题进行了解答。
今年三月份起,长江中下游发生严重干旱,在卫星云图上,著名的鄱阳湖面积萎缩,几近干涸。有专家认为三峡工程为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由此引发公众对三峡这一中国大型标志性工程的大讨论。
2011年5月18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会议被中国媒体公开报导,外界认为是中国官方首次正面承认三峡带来的诸多问题,如移民、生态环境、地质灾害等。
“三峡提高防洪能力是骗人”
三 峡工程的四个目标:防洪、发电、航运、南水北调,在最初进行工程可行性论证时向全国人大提出 。王维洛认为,最终只实现了一个目标——发电,防洪功能很小,不像官方吹嘘的那么大。“从航运来说,也阻碍了长江航运长远的发展;南水北调这个目标,从目 前来看,三峡对其没有任何作用。”
“这次国务院会议很多人以为是中共承认了三峡的错误。其实他们还在那里强调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中国政府 还是希望以所谓的好处掩盖大家所能看到的弊病,比如他们强调的防洪,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舫最近也发表了讲话,三峡工程的防洪能力已经从原来的防十年一遇 到了现在的防百年一遇,这根本是错误的。”
王维洛引用水利专业祖师爷张光斗在《三峡工程宜早日兴建》中写到的:荆江的防洪能力是能防20年 一遇,加上葛洲坝的防洪能力,可防40年一遇的洪水。1998年大洪水之后,朱镕基接受了“三峡工程反对派”陆钦侃先生的建议,加高了两米长江荆江段的河 堤,没有三峡工程,荆江的河道就能防百年一遇洪水,所以说三峡提高了防洪能力是骗人,而且三峡工程建成到现在,中国政府没有公布三峡真正的防洪库容。
“三峡工程是弊大于利”
王 维洛:三峡工程对环境的破坏,当时专家组的结论是弊大于利,但中国政府以程序上的错误否定了最初的这个结论;在总报告中写入“利大于弊”。现在国务院公布 三峡工程的一些不利影响证明当时审批时所说的“利大于弊”是错误的,当时还说不建方案与晚建方案相比,只是节省了110亿元人民币,可仅仅从现在到 2020所谓的三峡后续工程,其费用已经是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是原来的10倍以上。可以看出,三峡工程是弊大于利,而且随着水库运行时间的增长, 弊病会越来越大。
三峡工程加剧干旱 不起缓解旱情作用
谈 到长江中下游大旱,三峡工程是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王维洛表示,必须把这个话题分开讲,长江中下游大旱从今年三月份开始,降水偏少是主因,三峡工程加剧了 干旱,而不是缓解旱情,湖南、江西等省的水利专家也指出原来鄱阳湖、洞庭湖之间水量的互补关系,由于三峡工程,这种互补被破坏,目前正进入互相不协调的阶 段。自然界本身是有互补效果的,而三峡工程破坏了这个效果。
旱灾还在于对河流开发程度过高
王维洛指出,西方专家认为,一条河流开发程度不应超过15%,最好不超过5%,这样能保障河流自然的调节能力,但中国河流的开发程度超过了这个极限,对自然调节十分不利。
他认为,官方媒体说三峡工程现在放水是为缓解旱情,其实他们并不是愿意抗旱,而是为防后续出现的洪水,按照三峡工程的运行计划,六月初必须把水位降到海拔145米,提防旱情结束时接着可能的洪水。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峡是既不能抗旱又不能防洪的。
三峡工程总体思维错误:人能胜天
王 维洛指出,中国人对自然的索取太强了。这么大规模从长江取水是不行的,三峡工程的总体思维是个错,认为人能胜天,人调节水比老天调节得要好,这和古人的思 想是两样的,比如都江堰是顺势调水,不是人为的建个大坝来控制,三峡工程上马后,各地兴起了建大坝的风潮,当到处蓄水都遇到像三峡这样的问题时,下游缺水 就不能想像了,现在丹江口水位已经降到死水线下了,就是说,丹江口水库不能给湖北省抗旱提供任何水源。
三峡工程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三峡工程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有两个层面。王维洛表示,第一个就是三峡移民,他们失去了土地、房屋、工作,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总结报告是这样写的,三峡移民目前处于“三无状态”,无工作、无地种、无出路。
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中要完成30万移民,定为生态移民,原来的三峡移民在政治上还有点好处,移民子女在高考时有加分,但是这30万不计入三峡移民,子女不能享受这个好处,所以目前这30万也在抗议。
统计三峡移民误差严重
当年论证报告中说113万移民,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是140万,规划时一般允许5%的误差,10%是最大允许误差,但20%的误差绝对是个错误。这个误差加上新的30万移民,误差就更大了,所以中国政府绝对不接受这30万成为三峡移民。
女性被迫从事性交易 移民干部遭刺杀
移民造成的社会问题很严重,他们目前靠社会低保维持生活,每人每月到政府领生活补贴,少的90元,多的一百多元,钱不够怎么办,很多女性被迫从事性交易,有人称三峡地区“繁荣娼盛”,他们是生活所迫。
中国百姓总是认为政府不会骗他们,当他们对政府失望时,要么无能为力,要么走极端,使用暴力,三峡地区刺杀移民干部不在少数。三峡的影响不仅仅是一条河、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和几代人。
《三峡后续规划》涵盖更大危机
王 维洛谈到中国国务院出台《三峡后续规划》后涵盖的更大危机。他引用毛泽东诗词“高峡出平湖”表示,三峡到处是175米红线,但是2003年蓄水以来,三峡 就不是一个平湖,是有水力坡度的,而且是随着流量的变化而变化,去年七月份的时候,最大水力坡度接近万分之零点七,就是说是个斜湖,三峡工 程如果发挥所谓的防洪效益的话,蓄水位到175米,重庆淹没的情况就会很厉害。
提高移民线 增加30万新移民
三 峡后续工作规划中,把175米的移民线提高到182米,但官方不承认他们规划中的错误, 只是说出于地质的要求提高了7米,这样就增加了30万新移民,迁移这30万移民还需要1,700亿人民币。后续工程主要是安置新移民,老百姓继续为三峡工 程带来的不利影响买单,中国政府决策者这次承认不利影响,为的是收钱有名。
特别要指出的是,三峡水库的淹没线随着蓄水时间的增长,水力坡度 会越来越高,只有慢慢回归到建坝以前万分之二的坡度,泥沙的淤积才会停止,才会进入一个平衡状态,简单地说,三峡没建坝之前,是平衡的,没有泥沙淤积问 题。现在三峡水库形成了,就有泥沙淤积问题,三峡水库留有库容就必须回到冲淤平衡的状态,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后面水位的抬高,这需要更高的投资,会产生更多 移民,也蕴含更大风险。
发电谁享收益?老百姓继续为三峡工程买单
王维洛说,三峡目前每年发电收入为二百多 亿元。很多老百姓以为三峡是中国人民的,认为是扬国威的工程,其实三峡水流发电是长江三峡水电股份公司的私有财产,不是老百姓的,收益归长江电力公司。另 外在中国只要有工程就有钱赚,水利工程利润是钻石级的,比修高速、造桥还要好,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工程的建设者不计入赔偿范围,而买单的是纳税 人。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把好的给了私人,剩下三峡大坝在老百姓手里,大坝要维修,随着时间流逝维修费更高,还需要老百姓支付常年的维修费用,包括后 续的移民也要老百姓买单。
南水北调不利影响会比三峡更大
谈到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准备。王维洛表示,丹江口是 南水北调中线方案的水源,那么三峡工程后发生的事情,将来还会重复发生,当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后,前期方案是调100亿立方米每年进北京,中期是200亿立 方米,远期的方案是400亿立方米,湖北省长江流域这么干旱的条件,是不是有水供给北京、天津及华北地区呢?当然是没有的。
中国无论是三峡 工程还是南水北调工程,出发点都是从工程最理想的条件出发。日本海啸地震引发的核辐射告诉我们,要从最不利的条件下考虑工程带来的危害。都想最好的,可老 天并没把最好的给你,往往是综合灾难同时产生。我们看长江中下游干旱的时候,要想想中国还要建设另一个大工程——南水北调,南水北调的不利影响将会比三峡 更大。
谁为三峡不利影响承担责任?
王维洛表示, 真正承担责任的专家迄今为止一个也没有。三峡工程中有三个人至关重要:钱正英、张光斗、潘家铮。
三 峡工程上马不久,钱正英表示,尽管三峡工程已经上马,但他们很担忧三峡工程将来可能会出现问题,特别是移民、泥沙淤积、生态环境问题;张光斗99 岁生日时,在今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将他自传中参加黄河三门峡工程和组织三峡工程从简历中抹去;潘家铮在同学会上说,对于三峡工程他临死之前会给大家一 个交待,好像有很多难言之隐。
一个多月前,陆钦侃(2011年4月11日逝世)追思会上,有一副对联写着:邓小平,李鹏,钱正英,张光斗敢做不敢当,虽然现在国务院承认了三峡不利的影响,但从没有说谁来为这个不利影响承担责任。
"走为上策"?
王 维洛表示,三峡工程上马时已经把责任从决策者和设计者身上卸掉了。他的《三峡三十六计》中也写到,最后一计就是“走为上策”,就是他们谁也不承担责任,当 时就设计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以来,中国只有两项目工程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举手表决,一是黄河三门峡工程,第二个是长江三峡工程,三 门峡工程可以说是三峡工程的前车之鉴,其失败已经是被公认的了,但是谁对三门峡的失败承担责任?没有人!毛泽东也没有,毛泽东当时说了,三门峡大坝如果不 成功就炸了,可谁也没去炸。邓小平也不会承担责任,邓小平当时说的低坝方案,也就是150米的方案,而不是现在三峡的175米方案,这也是当时这些领导人 设计好的,让全国人大代表投票表决,最后所谓的决策者是全国人大,但是根据法律,全国人大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是有豁免权的,不用承担责任,哪怕这个决定是 错误的。
三门峡工程是立斩,三峡工程就像“凌迟”。当年黄万里先生有个观点,说辛亥革命是从四川保路运动开始的,而三峡工程是中国政府花最大的钱尽力摁住的火药桶,这个火药桶很可能随时会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