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躁的心

作者：許知遠
一八九八年，王照對康有為說，只有多建現代學堂，教育基礎與風氣逐漸改變，才能建立一個新的政體。正急於全面變法的康有為沒這個耐心——國家都要被瓜分了，等不及這慢辦法。二十二年後，當王照回憶起這段往事時，中國沒有獲得拯救，也沒消亡，但教育還是一團糟，孩子們還是沒有足够的學堂。

這樣的對話，後來以各種不同的面目出現。從五四到六四，知識分子似乎總是面臨著這種困境：是捲入社會的

變革，還是守住自己的園地？「救亡與擧蒙」，李澤厚這樣歸納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的兩種力量。起初總是康有為壓倒王照，事後又總是發出王照式的感慨。

在很多方面，它可以理解。近代中國的轉型太過艱巨與複雜，中國從未形成多元社會，政治支配一切領域，片面改革常被迫止步於政治體制，而外辱又不斷湧來。但另一方面，它也與變革者（他們絕大部分是知識精英）的功利主義態度相關，人們總希望能「畢其功於一役」，一次徹底的改革、一種主義、一場革命，能解痩所有問題；同時，這些變革者也很少有真正意義上的個人覺醒與自我探詢，他們心中被宏大的國家、民族、價值、危亡這樣的詞鏳佔據著，很少追問救亡的目的與意義是什麼，這又與他們的內心有什麼聯繫？當這種追問缺席時，他們就很難客觀的評估自己所處的環境。他們可能高估形勢的嚴重性、高估自己的個人能力，被一種悲壯的理想所驅使；也很可能深感無力，認定所有的改變都是虛妄的，滑入逃避主義的泥淖。

因為缺乏內在價值觀，人們也容易在理想與幻滅中反覆搖擺。這種情緒也傳染了一代代青年，他們被口號與綱領鼓舞，卻很少建立內在的自我。由於沒有內在的自我，人就經常被動的響應外部變化，變成徹底的功利主義者、實用主義者。歷史學家陳寅恪在民國年間感慨，中國的留學生都要學習政治、商業與科學，覺得它們能「救國」，但結果學問沒做好，國也未見得救成。而另一位歷史學家余英時在回顧二十世紀文化界意識越來越激進時，發現學術的荒蕪，促生了思想的荒蕪，思想的荒蕪又進一步激發了行動的激進。

距離王照與康有為的對話已經一百一十年了，中國不再面臨被瓜分的危險，但悤烈的絕望感以另一種方式到來。人們一方面接受了悤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對中國的成就不加節制的讚嘆；另一方面則陷入了深深的沮喪，政治、道德、文化、環境、甚至經濟上的全面失敗感，正裹挾著整個社會。黑白已然顛倒、是非早已不分、貧富懸殊的差距、社會心理的弱肉悤食、官僚機構的傲慢與無能﹑個人機會的迅速縮減，教育的徹底失敗……


人人感覺到自己陷入日深的壓抑。人人覺得急需變革，人人又深感無力—— 這麼龐大的一個國家、這麼糾纏的問題、這麼令人恐懼的權力，該如何開始？知識分子早已失去了康有為式的雄心，一百多年來，知識分子的地位日趨邊緣化，除了為權力唱讚歌時，他們再沒機會靠近權力中心，推動自上而下變革。權力失去了，但內在的信念卻也沒產生。大多數知識分子淪為功利主義的俘虜，他們或者投入國家主義、或者透入大眾的懷抱，用自己的知識分一杯羹，乾脆放棄對自我價值的尋找。另一部分堅持批評態度的人則發現，他們要不斷面對公眾的追問——你有什麼方案嗎？它的潛台詞是，倘若你沒有解痩問題的明確方法，最好閉嘴。

但中國社會真正需要不是新的美妙方案，許諾救治種種社會疾病。對這種新方案的期待，也暗示著我們每一個人對個人責任的排斥，拒絕使用自己的頭腦與雙手，總希望某種抽象的社會力量來解決問題。

一個個越來越明確的現實是，沒人能短期改變中國政治現狀，甚至在很長時間裏，政府仍緊緊把握權力，不斷製造腐敗與不公，壓制質疑的聲音。在這種情況下，該怎麼辦？去做一個看透一切的犬儒主義者﹑一個不擇手段的成功者，還是隨波逐流，一面私下抱怨，一面放棄個人努力？中國的糟糕狀況，既是來自於政治制度，也同樣來自於每個人對自我責任的推卸。商人、教師、演員、記者、教授、工程師、修路工，每個人都不滿意自己的角色，拒絕承擔對應的責任，每個環節都開始鬆懈。一個教師不認真對待學生，一個報紙編輯著迷於低級的報道，一個醫生見死不救，一名警察毆打上訪者，一名教授公然的說謊，一名地產商偷工減料……他們導致了更多的社會災難，也讓我們的生活更加不可忍受。但你很難說，這僅僅是制度造成的，這也是他們個人的失敗。宣稱自己受害者的人，往往同時也是加害者。

我們的社會正亟待重建，它需要多種多樣的力量。從興建一所學校到拒絕說謊，從善待員工到聲援被拆遷戶，從公正的新聞報道到簽署一份聲明到……我們要不斷提醒自己，做這些事情，是因為它值得去做，它符合我們內心的主張，而不是它會立刻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