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從昨天到今天
文化大革命期間乃至於我到陝北插隊以後，生活中有一種“天天讀”的內容——之所以說“內容”而不說“習慣”，是因為 它來自於外力規定，而不是自主選擇——即每天都要用半小時到一小時學習毛主席著作或者“兩報（《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一刊（《紅旗》雜誌）”社論。 這在當時是全體中國人民標準的生活方式。假如你有一雙俯瞰世界的眼睛，你會看到這樣一種奇異的景觀：全國十幾億人，或者在田間地頭，或者在機器車間，或者 在學校教室，或者在地下八百米深處採煤工作面，一個個饑腸轆轆，面有菜色，卻像被某種超自然力量施予了魔咒一樣，手捧小紅書，嘴裏念念有詞……這個魔咒就 是意識形態，就是把日常生活意識形態化。
插隊那年我十八歲，正是對人生滿懷期待、腦子裏有很多幻想的年齡，在這個如同花季的人生階段，我最大的夢想不是別的 什麼東西，竟然是“如果以後沒有了‘天天讀’該多好啊！”現在的讀者或許很難理解我這種渴望的意義，所以我必須把“天天讀”給一個年輕生命造成的巨大精神 和生理創痛描述一下。
我是那個知識青年小組組長，負有組織大家學習毛主席著作的責任，既然組織大家學習，你自己必須首先學好，哪怕是做樣 子也要比大家做得好一些。因此，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之餘，每個人都需要休息的時候，我們總是人模狗樣地手捧紅寶書在那裏假裝學習。一個工分值多少錢，年終能 否把口糧錢包住，青春期寂寞，少男少女之間微妙的情感聯結，能不能吃上一頓可口飯菜……等等一切與生命的真實存在相關的東西在精神世界裏迴旋著的時候，紅 寶書那些“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語句對你有意義嗎？沒有任何意義。沒有意義就不能構成吸引， 因此那些文字經常就會像螞蟻一樣蠕動起來，蠕動在一片迷蒙之中，你開始打盹。打盹是很不好很不嚴肅的行為，你必須努力睜開眼睛，強迫自己接受那些文字，於 是，閱讀就演變成了徹頭徹尾的精神和生理的酷刑：你會產生出一種極度虛脫的感覺，無數雙冰冷的手伸向你的靈魂，恣意揉搓它，敲打它，你徒然地聽著它呻吟， 看著它掙扎，但是你沒有任何辦法，而在心靈以外的地方，一片死寂，沒有人聽到也沒有人看到，一切都是那樣安謐，就好像世界失去了依託，在虛空中飄飄搖 搖……人被分裂了，真我在蒼茫的時空之中像孤魂那樣遊蕩，假我則像悟了五百年禪機並且成了佛那樣平靜而安詳。所有痛苦都在深處，很深很深的深處，它綿延不 絕，它使你覺得了無生趣，使你絕望，使你認為活著是一件極為疲累的事情，你有一種強烈的擺脫“存活”的願望。
這種狀態持續到我被招工離開農村，大約是1971年9月林彪出事以後。“9•13事件”第一次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上 層政治在民眾心目中的神聖性，撬動了始終沉重壓迫在社會與民眾頭上的意識形態板塊，那裏出現了裂隙，生長出了很多不讓人尊重的東西，有一種傀儡戲的滑稽意 味……政治第一次不為人察覺地在人性面前退卻，“天天讀”之類的東西再也無法作為社會規則存在下去了。我還記得聽到工廠黨委書記宣佈取消每天班前半個小時 “天天讀”時內心發出的歡呼，就好像生命獲得了另外一種存在方式，到處都是鋪滿鮮花的原野，到處都是鳥兒們的啁啾鳴囀——這差不多已經是愛情的境界了。
愛情的境界也僅僅是“內”的境界，或者說僅僅是一種心靈圖景，我們仍舊被很多類似於“天天讀”的東西束縛著，扭曲著 （“評法批儒”、“9•13事件”以後聽傳達、進行政治表態，粉碎“四人幫”以後超量的學習和討論……），生活就像一系列儀式，你必須像被精神控制了的人 那樣，做控制者要求你做的任何事情，在人模狗樣和真實的心靈圖景中尋找平衡點，讓自己認為值得活下去，你要繼續說官話（“東方太陽，正在升起，人民共和國 正在成長，我們領袖毛澤東，指引著前進的方向，我們的生活，天天向上，我們的前程，萬丈光芒……”），說套話（“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把自己的一切獻 給人類最壯麗的事業——共產主義事業”），說假話（“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人民給的，人民為什麼給我們權力？就是因為共產黨人除了全心全意為人民的利益 奮鬥外，其他再沒有自己特殊的權利。”），說就連鬼也不相信的話（“祝無產階級的偉大革命導師、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 疆！！！”）……這種個人狀態以及由個人狀態聯結而成的社會狀態一天一天延展，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是的，今天，我說的就是今天。
今天，我們可能不再說五十年前、四十年前、三十年前、二十年前、十年前、八年前、五年前、三年前、一年前說的那些官 話、套話、假話、鬼話了，儀式的內容也可能發生了變化，但是誰也不能說我們今天不再參加儀式，誰也不能說我們今天不再說官話、套話、假話和鬼話——任何一 個讀者，只要想一想你在讀這篇文章之前24小時裏發生的事情，譬如你從報紙、廣播上瞭解被統一了口徑的新聞資訊，你從舞臺上觀賞與日常生活風馬牛不相及的 所謂藝術表演，你從電視上聆聽蒼老的女播音員字字珠璣般的訓誡，你就是在參加儀式；你在社會交往中仍舊有意無意說著官話、套話、假話和鬼話，它們仍舊是公 眾生活的一部分，有時候甚至成為一些人（尤其是在國家機關工作的人）生活的全部內容。
這究竟是怎麼了？難道我們這個民族活該過這種綿延無盡的儀式化生活？難道我們這個民族有說官話、套話、假話、鬼話的 天性和愛好？
此事重大，不可不察。
2.政治化=格式化
這個世界的有心人越來越多了，我居然看到一份解放以後我國歷次開展政治運動的資料統計，這份資料表明，截止到 1975年，也就是建國26年間，我們一共進行了52次被冠以名稱的政治運動，平均每年2次。
為了使讀者有一個直觀的印象，我把它們按照時間順序羅列如下——
1、土地改革運動；2、鎮壓反革命運動；3、抗美援朝運動；4、第一次整風運動；5、連隊民主運動；6、“三查”運 動；7、忠誠老實政治自覺運動；8、清理“中層”運動；9、民主改革運動；10、電影《武訓傳》和宣傳武訓的批判運動；11、“三自”革新學習與教會民主 改革運動；12、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文化教育戰線和各種知識份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14、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15、文 學藝術界整風學習運動；16、愛國增產節約運動；17、教育、文藝、科學等戰線在“三反”運動中仍進行的思想改造學習運動；18、中央希望華東、中南、西 北三大區在大規模的學校教師思想改造會議上，推動學校教師及教育行政人員的思想改造工作；19、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竊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 和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20、反對違法亂紀運動（又稱“新三反”）；21、整黨建黨運動；22、學習運動；23、從批判胡風文藝思想到肅 清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24、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25、胡適思想批判運動；26、整風運動；27、反右派運動；28、工商界整風運動；29、以除 “四害”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30、大躍進運動；31、人民公社化運動；32、農村工具改良運動；33、農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運動；34、反對右 傾思想運動；35、增產節約運動；36、養豬運動；37、整風運動；38、整風整社運動（又名農村“三反”運動）；39、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40、 愛國衛生運動；41、工業企業學解放軍運動；42、學習雷鋒運動；43、幹部參加勞動運動；44、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名“四清”運動，在城市叫“五 反”運動）；45、群眾性設計革命運動；46、增產節約運動；47、文化大革命運動；48、清查“五•一六”運動；49、批陳整風運動；50、批林批孔運 動；51批《水滸》運動；52、“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這些運動與我們的話題有關麼？有關，不僅有關，它甚至就是話題本身。我還是以插隊期間遇到的事實材料為據來展開討 論。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陝北餓殍遍野，我插隊的富縣位於貧瘠的陝北高原向富庶的關中平原過度地帶，所以就成為了向南尋找 活路的陝北（嚴格意義上的陝北是延安縣以北包括榆林地區的廣闊區域，富縣則在延安縣以南近百公里，並且是自然條件較好的原區）乞丐的必經之路。清晨，我們 經常會被悠揚的笛聲、清脆的竹板聲和齊整的歌聲驚醒，這是“討吃的”（陝北人對乞丐的稱呼）站到知青院門前討要來了。有一次，我看到衣衫襤褸的一家五口人 錯落有致地站在院門外邊，齊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河深海深不如階級友愛深。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 寶，誰要是反對他誰就是我們的敵人！”他們不說討要的話，一句話也不說，只是這樣反反復複、鍥而不捨地唱這首歌曲，肅穆，莊嚴，還有某種程度的悲壯。
事後我反復想，他們為什麼要選擇這樣一首歌曲？是讚頌社會主義好到了讓他們討飯的程度？還是讚頌對偉大、光榮、正確 的中國共產黨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感恩之心？我沒有找到答案。後來看到哈威爾在《無權者的權力》中講述蔬菜水果店經理的故事——這位經理在洋蔥和胡蘿蔔之間 擺放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標語——以後才有所頓悟。
李慎之先生在《無權者的權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後極權主義時代的人生哲學》一文中轉述了這個故事。哈威爾設問：這個老 板為什麼要這樣所做？他這樣做的目的何在？他究竟想向人們傳達什麼資訊？他真的熱心于聯合全世界無產者麼？這個偉大的共產主義目標和他的日常生活、和他的 水果店生意之間存在什麼樣的關係呢？哈威爾認為，大多數商店經理對於標語的意義一無所知，它是上面批發蔥頭和胡蘿蔔時一起發下來的，經理只有把它展示在蔬 菜中間，否則他便會有很大的麻煩。他這樣做不過是在表示：“我，某某經理，懂得自己該作什麼，我是個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應該過上平安日子。”
如果把哈威爾的觀點應用到陝北農民乞討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上面來，我們就會發現一種大致相同的心理規律： 因為乞討在那個“形勢大好，不是小好”的偉大國度是非法的，乞討者用這首歌曲無非是在證明“非法”行為的合法性，即：我其實是很感謝党和毛主席的，即使乞 討也沒有改變這一事實，所以我應當得到同情。
對此，哈威爾歸納為“用一種崇高的的東西掩蓋生存的基本現實”，那麼，這裏所說的“崇高的東西”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哈威爾回答：“這個崇高的東西，就是意識形態。”這就是說，來自陝北的乞丐也被意識形態“格式化”了，這個家庭有意無意被羅織到了意識形態大網中，他必須 在它的籠罩下討生活。
一個連在偏遠山村乞討的陝北農民都被“格式化”了，那些深陷於各種政治運動中的人還能夠逃脫命定嗎？所以，在那個年 代，甚至於在我們今天，我們都可以看到，即使是那些為生存而掙扎、根本沒有閒心關心上層發生了什麼事情的草芥小民，也懂得流行的政治語彙，能夠應付各種形 式的表態和討論；報紙、廣播、戲劇、電影、電視，各種各樣的表彰會、報告會、宣講會、討論會、研討會、學術交流會、文藝晚會，甚至於學校講堂、少年兒童節 目演出也貫穿著強烈的政治內容……今天，就連地震中一隻偶然存活的豬都被賦予政治涵義而被命名為“朱堅強”，這究竟是對豬過於尊崇還是對人過於蔑視了呢？ 除了卡夫卡小說之外還有比這更荒誕、更讓人黯然神傷的事情麼？正是這些東西，以一種不容懷疑不容抵制的方式把公眾的日常生活徹底地“格式化”為各種各樣的 意識形態符號……人就這樣被撕裂了，不僅僅是成人，連孩子也被撕裂了——當你看到孩子們在舞臺上述說政治話語的時候，你只能意識到一個殘酷事實，這些稚嫩 的心靈被侵擾了，被撕裂了。
為了進一步說明這種狀況，我們假設有一個非常不幸的人，響應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 參加了我上面列舉的所有52項運動，你能夠想像他要說多少表態性的官話、套話、假話和鬼話才能夠順利地活下來並顧住一家老小的日常生活嗎？要知道，那不是 一次兩次口是心非的虛飾和造偽，那是貫穿他整個生命歷程的高超技藝，它需要一個人擁有的全部經驗和智慧；他最開始可能不那麼嫺熟，有些笨拙，有些臉紅，甚 至會有某種程度的罪惡感——因為一個正派社會中的正派人是不屑於做這樣的事情的——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會過去，他很快就會學會操縱表情，學會操縱心靈，說官 話正襟危坐一絲不苟，說套話有條不紊駕輕就熟，說假話不露聲色感人至深，說鬼話真摯坦誠感天動地……當這樣的人大規模盤桓世界的時候，我們提出“人們的精 神會有多高的刻度”、“道德會不會淪喪”、“人性是否還能夠堅守”、“生活會有怎樣的質地”難道不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嗎？！
“陳行之同志，你這樣說是不是太暗淡了？能不能把事情想好一點兒？”
好，我換一個角度，把生活想像光明一些——仍然以前面那個人為例：現在那個傢伙不說官話了，也不說套話了，更不說假 話了，他會遇到什麼情況呢？
別人說“東方太陽，正在升起，人民共和國正在成長，我們領袖毛澤東，指引著前進的方向，我們的生活，天天向上，我們 的前程，萬丈光芒……”這個人卻要為民請命，說大躍進正在把人餓死，並且斗膽放言接踵而至的“三年自然災害”將要把3000萬人民推向死亡的深淵，你就想 一想他的結局吧！被迫害至死的彭德懷就擺在那裏。
別人把“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掛在嘴邊，表示對主流價值觀和國家意識形態的認可和歸附的時 候，這個人偏要書生氣十足地說：“一個社會如果把多數人的犧牲作為少數人享樂的條件，那麼這個社會就是不合理的，這也是馬克思‘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 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論斷之英明所在。”你就想一想他的結局吧！寂寞死去的顧准就擺在那裏。
別人熟練地背誦毛主席語錄“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人民給的，人民為什麼給我們權力？就是因為共產黨人除了全心全意 為人民的利益奮鬥外，其他再沒有自己特殊的權利”時，這個人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說什麼“至少從局部意義上說，我們的權力還不是人民給的，而是更大的權力 給的；共產黨人也並非沒有私利，那些變質了的共產黨人早已經成為了自己的反面，成為了人民的牧人……”你就想一想他的結局吧！被槍斃了的林昭就擺在那裏。
別人揮舞小紅書“祝無產階級的偉大革命導師、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的 時候，這個人嘲笑說：“這是違背歷史和自然發展規律的，世界上沒有不朽的東西，即使偉大領袖毛主席也不可能萬壽無疆……”你就想一想他的結局吧！被隔斷喉 管的張志新的屍體就擺在那裏。
可見，不說官話很難，不說套話更難，不說假話難上加難，而不說鬼話，則差不多就等於直接選擇死亡了——誰會讓自己如 此為難呢？誰不想好好過哪怕是平凡的日子呢？誰真的整天想著去赴死呢？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都生動演繹了我們說到這種的 情景。民眾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至少在表面上）被“格式化”為統一版本的，而格式化民眾的不是他們自己（他們不具備這個功能），猶如電腦軟碟不能被自身 格式化一樣，他們必須在“主機”設定的程式之內進行。
主機是什麼？主機就是國家意識形態，就是與之相匹配軟體系統：一個社會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的現實或者條件。
3.格式化=工具化
那麼，強力為什麼要用意識形態主機格式化它的人民？是誰編寫了這個程式？它要達到什麼目的？這裏邊隱含著怎樣不為人 知的密碼？
在這裏，我們必須提到一個人，這個20世紀最有深刻的哲學家早在60年前就回答了這些問題，這個人叫漢娜•阿倫特 （1906-1975）。作為在德國出生並在魏瑪共和國時代長大成人的猶太人，阿倫特親眼目睹了極權主義統治，對極權主義有一種直接的切膚之痛。1941 年，阿倫特逃往美國，在那裏開始集中精力進行極權主義研究，1951年出版了具有世界影響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
我們的答案就在這本書中。
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習慣於把社會歸納為一種受規則支配的、等級制的和以專家為基礎的官僚制，它的顯見特徵是有多層 次權威和職能劃分。阿倫特則論證出，極權主義把韋伯的傳統定義完全顛覆了，創立了一整套完全不同的原則和基礎，在這些原則基礎上，領袖意志絕對化、意識形 態控制和彌漫於每一個角落的社會恐怖就成為了這個社會的基本要素——領袖能夠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對政黨活動和國家機構運轉進行隨意干預，從而使政黨和國 家機構成為貫徹和實行他們意志的工具；這不是一個崇信法制的社會，也根本不存在對官僚機器進行詢問和制約的程式，在國家機構中，所有部門的設置甚至於司法 機構都被用來服務于領袖意志，這意味著“權力不經過任何中間層的過濾，從上面直接到達社會底層。……沒有任何中間層次，它們全部分別接受領袖的一部分權力 並服從之，領袖意志能夠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得到體現。”（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
發生在我國的文化大革命是阿倫特這一理論的生動圖解。
根據德國發生的情況，漢娜•阿倫特有充足的理由認為極權主義是一種以意識形態和恐怖為基礎的全新的統治方式，英國社 會學家拉爾夫•達仁道夫則認為“它是從傳統的統治向理性的統治進步的畫面中脫落下來的，是從專制主義向自由的憲法進步的畫面中脫落下來的”怪胎（拉爾夫• 達仁道夫：《社會衝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這個怪胎總是圍繞一種核心理念對民眾進行宣傳，這裏所說的核心理念，既可能是種族（民族主 義）的，也可能是階級的，更可能是國家的。它必然要借助於恐怖，即在心理和生理上系統地、制度化地、仔細籌畫並合法地、不加限制地使用暴力。
這就是說，公民被“格式化”是一個強制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是沒有任何制約的強制機器，它用強力剝奪民眾的思 維、感覺和判斷的能力，消泯民眾的個人特徵，不再容許人存有什麼“隱私”，這樣，民眾作為人的存在的全部特徵就都被剝奪了，他們生活在機械式的、非人的、 不食人間煙火的世界裏。阿倫特認為，任何專制和暴政都是對民眾權利最野蠻的剝奪，它甚至改變了和顛覆了公民之間的平等關係，破壞了人從行為中產生自由的條 件，從而破壞和瓦解了人的真正有意義的存在。
聯繫到26年經歷52次政治運動，我們應當注意阿倫特的如下論述：“極權主義統治者面臨雙重的任務，這種任務初看起 來似乎是矛盾乃至於荒誕的：一方面，他必須建立一個不斷運動的、虛構的世界作為人們可以感知的現實；另一方面，他又必須阻止這個新的世界導致社會的恒長和 穩定，因為這個世界穩定都會消滅運動自身。”
“運動”，這是一個多麼耳熟能詳的辭彙！這是我們短暫人生經歷中比妻子和丈夫離我們都要近的事物！它不動聲色地監視 著我們每一個人的舉動。正是在運動中，我們被確立了政治性的人格；正是在運動中，我們才把“我”分為了自我和非我；正是在運動中，我們才深深地掩藏了本 性；正是在運動中，我們才變得既不對自己負責也不對這個世界負責；正是在運動中，我們才盲目地成為了被任意驅使的工具；正是在運動中，我們才讓身邊的這個 世界有了與正常世界完全不同的質地、色彩和聲響。
“運動”是一個視窗，通過“運動”這個孔隙，我們窺見了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所有事情為什麼會發生，我們知道了我們是 誰，知道了我們從何而來，知道了我們將要去向何方。通過“運動”這個視窗，我們意識到我們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我們既清醒又糊塗；我們極為智慧又極為愚 蠢；我們快樂無比又承載者千古憂愁；我們頂天立地又膽小如鼠；我們清晰地意識到沒有人能夠改變我們的本性，我們也盲目地屈從於某種要脅做我們不願意做的事 情……多麼可怕的輪回！多麼可恥的輪回！然而你能夠逃避這種輪回麼？！
我們面對的是一架性能完好的機器，它製作精良，意識形態潤滑油保證了它各個部位運轉良好；它面目冰冷，你不要指望它 會與你發生任何人的意義上的交流，它龐大而堅固，它存在的全部目的就是要把你物化，把你變成為一種合格的社會產品，變成為工具。
阿倫特所有這些觀點都是有感而發的，因為她親眼看到了希特勒大規模製造了這種工具：盲目的黨員，盲目的軍人，盲目的 民眾……獨裁者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揮舞這種失去意志的工具，把整個歐洲乃至於世界拖到地獄一樣的戰火之中的。因為這場戰爭，5500萬鮮活的生命化為齏粉。
人類是理性的動物，人類在灑下鮮血的地方總歸要思索一些什麼，所以，總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書籍才浩如煙海，這場人類 浩劫極大地刺激了哲學、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甚至於心理學的發展，整個人類文化都進入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在所有這些思索中，有兩個概念儘管因為學科不同 而表述的方式不同，但都被置於各種學科理論的核心位置，這就是：意志和工具。我們固然可以認為法西斯意志以及由這種意志武裝起來的國家意識形態導致了這樣 一場浩劫，德意志民族僅僅是法西斯的國家意志驅使的工具，但是，如果把這種對應作為因果關係來看的話，我們不是也同樣可以說，由於有了這些工具，法西斯主 義才能夠挑戰良知、塗炭這個世界的生靈嗎？
這是一個因果關係的兩個端點，它們並不完全彼此相向，在很多情況下它們是可以轉換的，原因可以成果，果也可以成因。 這種見解或許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到，成為工具的民眾在一定條件下會是多麼危險；它還讓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災難中，民眾的每一個 個體都負有責任，在歷史和上帝的審判中，每一個民眾都將被宣判為有罪。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曾經是工具，因為他們有意無意曾經說過官話、套 話、假話和鬼話，正是這些官話、套話、假話和鬼話在宏觀意義上構成了對邪惡的幫襯，為反人類力量注入了血液。
不要再聲討歐洲那個距離遙遠的國家的民眾了，讓我們回到自身。
在希特勒法西斯主義覆滅之後不久，在遙遠的東方，同樣出自德國的另外一種主義（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武裝了一個偉 大的民族，這個民族開始了讓全世界矚目的新的歷史創造（1949-當下）。這段歷史是如此讓人耳目一新，以至於人們看到耀眼光斑的同時也能夠看到觸目的黑 暗，在世界範圍內引起廣泛議論。歷史評價可以伴隨歷史同步進行，你甚至可以做出終結性的結論，但是歷史對自身的評價則需要時間，更需要自身所提供的機緣， 所以，這個國家這段歷史的終極評價還遠遠沒有到來，我當然更不能夠在這篇短文中說它究竟是“是”還是“非”。
但是這不意味著我們不能檢點它，畢竟，我們這些身體裏流淌著中華民族血液的人比任何人都希望這個偉大國度前程似錦燦 爛輝煌。當我們看到1949年至1975年共計26年發生52次政治運動的時候，當我們看到國家意志通過無數政治運動把民眾馴化成為說官話、套話、假話和 鬼話的群體的時候，當我們看到960萬平方公里土地狼煙四起血雨腥風，200萬人死於非命的時候，當我們看到這個古老民族燦爛的文明瓦解、流失於極權主義 的野蠻和瘋狂的時候，她的心在流血，那裏的巨大創口在流血，一刻不停地在流血。
我們非常不想聽我前面提到的那個拉爾夫•達仁道夫輕飄飄的評價：“它實現了現代化的消極部分，又沒有實現與之相對的 積極部分。”我也不願意聽法蘭西斯•福山的指責：“專制主義國家是建立在一個明確的、能全面瞭解人生活的意識形態之上的。專制主義……尋求對其公民的生活 實行完全的控制。……每個社會成員都只剩下一個空殼，其組織形式和運作都完全由國家控制。每個社會成員被變成一個原子，由這些原子組成的社會，除了一個全 能的政府外不和任何仲介機構發生任何聯繫。”我更反感約翰•羅爾斯對一個具有5000年歷史的民族說教：正義是至高無上的，“社會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 理是思想體系的美德一樣。不管一種理論任何精緻或者簡潔，如果它不是真的，那就必須拋棄它或修正它；同樣，不管法律和制度是怎樣有效而巧妙地設計出來的， 只要它不是正義的，就必須改革或廢除它。”
然而，我們用什麼方式讓他們閉嘴？作為一個不說官話、套話、假話和鬼話就難以存活下去或者即使存活下去也會極為艱難 的民眾，我們能夠做什麼？我們還能夠守住自我嗎？我們怎樣才能不被格式化？我們能否不成為工具？我們能嗎？
4.信念是一片高地
2005年，中國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吉林藝術學院一個叫盧雪松的青年講師由於教學需要在課堂上播放了一部名為《尋 找林昭的靈魂》影片，表達了某些按照標準意識形態來說有些“離經叛道”的觀點。她萬萬沒有想到，就在講臺下的某個角落棲息著一個年輕但猥瑣的靈魂，這個學 生沒有公開與盧雪松老師討論或者辯論，而是用陰暗卑劣的方式向學院領導進行了秘密告發——據我想像，應當是“政治告發”（因為這裏面涉及了官方不願意提到 的林昭），否則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殺傷力：該院領導沒過多久即做出了“盧雪松停課檢查，聽候進一步處理”的決定，從而釀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社會事件。
在一件事的開始與結果之間必定存在一個過程，存在作用於事件發展的推動力，這個推動力在“盧雪松事件”中表現為被暗 中啟動的一種程式——它無所不在地窺伺著你，無所不能地操縱著你，你卻看不見它，也摸不著它，它有如幽靈，似乎存在，卻誰也說不清楚它的具體影像；它不需 要面對，不需要解釋，不需要負責；它馳騁自如，對誰都有辦法，卻誰都拿它沒有辦法……實際上，不僅僅盧雪松，我們每個人都處在這個程式的嚴密控制之下，不 同點在於絕大部分過程帶來的僅僅是個人命運的些許改變，只有極少部分才演變成為社會矚目的事件。
徐賁先生在《中國的“新極權主義”及其末世景象》一文中分析“盧雪松事件”，特別引述了漢娜•阿倫特的觀點，強調極 權主義對民眾組織控制和宣傳教育的巨大功能：“宣傳的作用因極權主義的不同發展階段而異，在極權主義運動仍處於在野狀態時，它的宣傳是為了吸引那些有待爭 取的群眾，‘在憲政政府和言論自由的條件下，群眾還有獲得資訊的管道，極權運動運用恐怖的機會有限，必須像其他政黨那樣，……作出取信公眾的樣子。’（漢 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旦極權主義運動成功地奪得政權，它的宣傳就會變成‘思想灌輸’。‘思想灌輸’本身是依託於政治高壓和暴力恐怖的，‘灌 輸運用恐怖與其說是為了恫嚇，……不如說是在體現它自己的意識形態教條和謊言。’（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灌輸可以用強制的‘思想改造’形式， 也可以用看上去並不強制的‘教育’。無論是改造還是教育都必須用懲罰為最後手段，只有讓所有的人都對異端思想懷有恐懼，才能體現‘正確思想’的戰無不勝和 絕對正確。”
徐賁指出：“阿倫特所說的這種‘教育的恐懼’在‘新極權主義’統治下的教育體制中被製造和再生。老師把灌輸在自己頭 腦中的教條又灌輸給學生，學生則用被灌輸的內容來檢驗老師是否時時在作‘正確’的灌輸。”盧雪松事件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徐賁強調：“若把涉事的三方 簡稱為‘老師’、‘學生’和（校）‘領導’，可以典型地看到師生們如何在‘教育的恐懼’中互動。儘管林昭的冤案已經‘平反’，但在黨的宣傳教育下成長起來 的‘學生’眼裏，讚揚被党槍斃的林昭無異於給黨抹黑。在這樣的‘學生’之監督下，‘老師’便不能在學校裏‘免於恐懼’地教書。‘老師’即使再小心，也可能 觸犯‘學生’頭腦中積存的某些政治禁忌。‘學生’一旦向‘領導’告發了‘老師’，‘領導’就陷入了‘恐懼’的處境中，如果他不處分‘老師’，‘領導’就可 能被當作‘老師’的思想共犯而被告發。把‘老師’和‘領導’置於如此關係之中的是那個實施‘思想灌輸’的黨，而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和‘領導’， 他們都受到了一種權利的、道德的和個體的永久傷害。”
把“盧雪松事件”和徐賁先生的論說置放到這篇文章的語境中，我們就可以認為，無論老師還是學生，事實上遭遇的都是被 “格式化”的過程，不同的是“學生”是作為“格式化”結果顯現的，盧雪松老師則抵制和中止了這個過程，它凸顯了後者的意義。
如前所言，意識形態對民眾生活“格式化”作為一種程式歷經60年修煉早已經爐火純青，堅韌而有力，很少有人能夠抵 抗，年幼無知如“學生”者只能在無條件條件下接受“格式化”，只能無選擇選擇被“格式化”為某種社會產品。那麼，盧雪松又是憑什麼東西或者說被什麼東西所 支撐選擇了抵抗這強大的被“格式化”過程的呢？
信念。
讓我們從盧雪松致吉林藝術學院黨委書記的信中瞭解她這種信念吧——
“我只是一個企盼社會進步、政策開明、文化昌榮的年輕公民，我對政治沒有任何興趣。在工作崗位上，我深深感到學生們 創造力的萎縮、責任感的喪失與人文關懷的缺位。我能夠理解，在一個填鴨與灌輸的教育傳統中，在一個迷戀整齊劃一、恐懼活潑生動的文化環境中，一個年輕人的 成長與發展是多麼困難的事情。我所能做的，就只有承擔啟蒙的責任，鍛煉清醒的心智，激發創造的激情。我相信，一個優秀的藝術工作者必是一個真實的人，清醒 的人，堅定的人；一個對未來有理想、對現實有反省、對社會有責任的人。”
“我認為今日中國社會的道德危機更多緣自於虛偽、麻木和冷漠，這與百年來的文化異變有關。我們更願意說那些我們內心 並不相信的話，通過‘表態’換取安全；我們更願意在別人的苦難面前閉上自己的眼睛，因為否則就可能輪到自己；我們不信任別人，別人常常意味著一個龐大而無 形的巨網的一個網結；我們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能夠有勇氣和智慧聽從內心召喚，堂堂正正做人。這也應該是一個七八千年流光溢彩的堂堂藝術大國為什麼百年 來藝術萎頓的原因。一個藝術人，虛偽、麻木和冷漠怎能不損害他的真性情？進一步說，那面具背後的恐懼與仇恨怎能不損害他的真性情？我不能忍受這種狀態在自 己身上繼續，更不能忍受再這樣傷害我的學生們。我要盡自己的努力，和我的學生們一道，探索回歸真實之路。這就是我的藝術自救的種種努力的真實動因。”
“說我的課堂有‘傾向性’，所謂的‘傾向性’如何界定？我根本無心去觸及某些人所敏感的政治問題，我認為作為一個 人，尤其是一個藝術人、文化人，政治問題何足掛齒？但思想無疆界，在探求真理的路上政治又怎配在其中指手劃腳？如果說我有‘傾向性’，那麼我傾向的只是 ‘自由’、‘正義’、‘美’與‘善’。如果這種傾向性觸動到了誰，那也是因為它首先干預了真理的正常傳播。”
“我當然清楚地意識到……堅持真實的存在與言說，我是有危險的。但我更清楚……這種危險並不是來源於任何法律、法 規、規章與規定。恰恰相反，危險來自於觸動了長期統禦和奴役我們的生活的潛規則，是那些莫名其妙的潛規則使憲法和法律對我的教學科研的權利的保護成為了難 以落實的東西。按我對憲政精神的粗淺理解，法不明令禁止者皆為允許。允許我什麼？允許我在自己的崗位上，對我的學生、我的事業、我的祖國獻上自己真實的 愛。”
與苟且偷生者不同，盧雪松選擇的是“讓靈魂自由地站起來”，她訴求的是作為一個人本真的生活，是真實、純潔、自由、 善良、愛的品質，這種品質在這片大地上猶如光輪照耀，放射出讓人敬仰的人性的光輝，信念的光輝。多麼不同啊！有的人靈魂潮濕乾癟並且帶著腐腥味，而用靈魂 直立的人則站立在一片高地上，一片未必所有人都能夠攀登並且有勇氣在上面站立的高地。
我們還可以把這件事往前想，假設相同的事件發生在1957年，盧雪松必定會像林昭一樣被打成右派，被放逐，被監禁， 被不明不白殺掉；如果發生在1966年，必定會有學生揮動皮帶、板凳，像北師大女附中那些優秀女學生一樣女校長活活打死，因為所有這些事件都是“格式化” 的結果，沒有人能夠阻擋它發生……但是今天，這個因果鏈斷了，它遇到了一個普通女教師的殊死抵抗，遇到了無數人給與的強有力支援，它們在網路上彙集成一條 波濤洶湧的江河……這說明了什麼？這說明有一種東西比表面上看起來極為強大的東西更為強大，這說明歷史正在把人類良知信賴和期盼的東西呈遞給值得尊重的人 面前，這還說明：一切都到了最後關頭，一切。
至於那個可憐的學生，說什麼好呢？當德高望重的學術權威、著名作家藝術家都被“格式化”為統一型號並且成為權力者得 心應手工具的時候，你怎麼好責怪一個年輕稚嫩的心靈不夠高尚不夠堅強？我們只能祈禱時間給他一雙看透這個迷蒙世界的眼睛——我相信總有一天他能夠得到這雙 眼睛。
（2008-7-1，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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